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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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

“新剧和服装公司，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他这种转业，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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