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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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第1页）

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1。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

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

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

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

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

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

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

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

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

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

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

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

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

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

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

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2赶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

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

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

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

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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