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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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第1页）

集罪恶之大成

普天同审古无例，

寒冬霜剑袭忠贞。

生而赤心别何憾，

是非自有史来证。

红旗万代崇

岁月漫漫黑夜朦，

忠良自古难受宠。

前仆后起有人继，

真理红旗万代崇。一九七二年冬

我出狱后，逐渐地明白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的本质——

它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分不开的。毛泽东主席讲过，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言不虚传。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人为的曲折又增加了曲折的曲折，道路更曲折、更艰难了，唉！

六、家人受害友人受株连。

在十年浩劫高潮时期，国瑛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工作，她曾遭受过罄竹难书的批斗、折磨、侮辱、审查。儿媳杭贯嘉在北京石油部工作，亦遭审查，并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我则被关押狱中。家中仅有十一岁的外孙女小琪和余鸿英阿姨及儿子彬彬共三人。小琪在我家胡同口的报房胡同小学念书。小琪经常用手指擦学校的窗玻璃，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要用手指擦呢，不痛吗？”“家人的情况这样，我只好忍受些。”小琪回答。“文革”中，为备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到处挖防空洞，当时报房胡同街道也挖防空洞，余阿姨每次去参加这项工程时，因家无人照顾两孩，总是带着小琪、彬彬同去。有天，两孩和其他孩子去防空洞玩耍，彬彬和其他孩子先出洞，余阿姨见小琪不出来，便和群众一起叫喊“小琪、小琪呀！”小琪出洞，余阿姨见小琪满身灰尘，带她回家，给她洗澡时，小琪告诉她说：“那个姓李的瓦工是坏蛋，对我动手动脚，还要脱我的衣裤，我拼命打他。把我吓死了。他听到你们在叫我，才放我出洞的。还吓唬我说，不许告诉人，不然要我的命。”余阿姨听了很是后怕。事后，余阿姨向居民委员会和房管所报告了，他们对这瓦工坏蛋进行了批判，停止了他瓦工的工作。

1968年大明儿工作的农机学院按林彪的一号战备今，迁往四川重庆。大明参加建盖学院校舍的劳动。同时，要他交待我的资料，亦被批斗。1970年大明几首次回家探亲时，余阿姨告诉他小琪几乎受辱的经过后，大明为安置小琪有个安全住处每天奔走，超过假期一个多月。他单位特派人来京，押大明回重庆。大明不放心小琪，带孩子同回重庆了。大明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不认为大明儿超假是为了保护外甥女，而认为他无纪律、无组织。遂被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劳动改造。大明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批判、重体力劳动改造三年。于1980年10月28日，中共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委员会，予以彻底平反。

经过小琪的遭遇，联想起国瑛的大女小昭幸好在1962年由她母亲忍痛托姨母国琼带出国了。国瑛生小昭时正忙于创建“八一”厂，她再忙每天总要抽出时间抱着小昭在窗下日晒片刻，每天给孩子亲自洗澡等。孩子日常需要的一切，总是在早晚按书上说的想好安排妥当，叮嘱保姆昭花（名字）照顾孩子，我见她那时工作、弄孩子真是够辛苦的。光阴似箭，现在小昭已在美国大学毕业并亦有了可爱的男孩了。

1973年接大明电告病重，我和国瑛女着急，立刻买机票。当国瑛女飞抵重庆时已是黄昏，雇车难，她设法以一桌酒席酬劳，雇到一辆卡车。赶到山地农学院时，见大明惨卧宿舍病床，国瑛女转身直奔二楼，党委正在开会，她向党委请假，党委说：“等等”。国瑛女见天已黑，机警地将大明连同行李拖上卡车。到城当即买机票，大明安然回京就医。这是第二次国瑛女协助大明儿脱险。

关于我们和余阿姨的情况：小琪现在美国，她每次回国探亲，必去探望她，送些礼物表示心意。她的儿子彬彬结婚，我也赠了礼物。大明儿为她的大外孙介绍了他们认为很满意的工作（汽车驾驶员）。不幸余阿姨已于1991年秋末去世，哀矣！

当余阿姨去世时，她的女儿们来报信，我当即帮助二百元安葬费用，次年清明节出资请其女儿代买鲜花为余阿姨祭坟。

李承清是浙江宁波人，生长在上海，是我儿媳杭贯嘉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同学，因小时候比较胖，大家叫她“胖胖”，日后便成了她的代名字了。文革期间她任中央民族学院生化系化学教研室主任。李承清为人善良、正直，待人热情诚恳，聪明勤学，明事理、重情义，工作认真负责，做事绝不苟且的一个女性。我和孩子们都很喜爱她、尊重她，她亦很了解我们，高兴与我家交往，对我特别尊重。1967年5月，杭贯嘉与我儿大明结婚后，她经常来探望我，日久如家人。

1967年10月，我被政协红卫兵抓走时，她正住宿我家，因此，她也难免遭受一场灾难。

1972年10月，李承清闻我释放回家，高兴得不敢相信，即时来家看我，久别重逢彼此双手紧握，她激动地对我说：“董妈妈呀！您老人家真的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呢？您老人家脸色苍白，消瘦得皮包骨头，同以前相比俨然两人了！”

她泪汪汪地环顾四周，见空荡荡的客厅，便叹口气说：“这客厅过去是那么雅致、温暖，富有艺术感，如今却是空荡凄凉。原先北墙上挂有周总理和您握手的大照片不见了，郭（沫若）老亲笔书写的沁园春词也不见了，张大千、齐白石的画也不知去向。”那天晚上就我们俩在一张长餐桌上吃晚饭，她朝南坐，我朝北坐，我们俩边吃边谈。我说：“胖胖，听说你为我也受了牵连。”说至此，她带着不悦的神色，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如下一段经历。“伯母被掀后，因我与您家的关系，也被单位军宣队隔离审查半年，对我进行了逼、供、信，迫我交待如何参与伯母的反革命活动，并勒令我按一个王某某[注]揭发伯母是大特务、老反革命的诬陷材料为依据，并出示王某某的诬告材料，也要写一份同样材料作旁证。我怎么能按她瞎说的材料照抄一份呢？于是威胁我说：‘现在还是阳春三月，你说了还不算晚；到了寒冬腊月可容不得你说啦！’”李承清又说：“更有甚者，是在一次批判我的大会上，竟有人要我老实交待与王任重吃吃喝喝的黑关系。想通过我与玉任重联系起来构成一条黑线。一时之际，我愕然；怎么也想不到会蹦出个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来。在百思不解中，我突然想起了，于是我说：‘想起了，想起了。’主席台上顿时如获珍宝似的满面笑容。我说：‘董竹君的儿子叫大明，他有个同学是上海人，常去他们家吃饭、聊天，我也在；叫王仁中大家叫他小王。我和他就这样认识的，别无其他往来。’于是一场严肃的批判大会，主审员满以为可以钓出一条大鱼，现在大家面面相觑。”自此之后，叫她干最重最累的活，进行“劳动改造”，她因此得了腰肌劳损病，至今经常腰酸，不能干弯腰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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