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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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等韩起来的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我的声音？”

“嗯。”

“能录下来呢？”

“能。”

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人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就是你的声音。就这样。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让我把我的声音录下来，以后就是你不在人世了，我们这些后人还常能听见你总说话哩！”

“搁的年代长了，声音怕要跑光了……”

“跑不了！这盒磁带不好了，还能录在另外的磁带上。”

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要说最高兴的一天，那当然是我和你妈成亲的那……你看我！说些甚！噢。对了，我记起了咱往下说……

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一前一天，公社书记来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净光。嘿嘿，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

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一块烂破子，坐在炕为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哭忄西惶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嘛，队里能有多少粮喂猪？养几头猪，卖给家，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上让你舅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唉，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

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向回，为什么哭哩？还是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嘛！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内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今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面前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声。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们后门上看有没有人。

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心的亲戚，他们市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好，我而今就是冯书记的亲戚了。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fèng，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

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了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共产党里的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干部也就不说什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干部问我同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摇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场。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

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我虽然这样大手地把四块钱都花了，但那个胖干部却明显地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的。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多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我把这块肥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要过一个富年罗！

我正在街上往过走，一个叫化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化子，原来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光景咱家不烂包。他本人已经熬累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

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窍道，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查出来。恐怕要坐班房哩！我就给他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天公家卖肉的时候，他手里一分钱也没。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不吃肉也搁不到年这边，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我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

我心的眼开始活动了，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实际上，你娃娃知道不，我当时想，要是一斤一块卖给高五，我就一斤肉白挣八毛钱哩！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礼物了。这买卖当然是合算的。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以上换了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寸颗洋糖……

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如果不是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直叫唤，说不定还会高兴得唱它一段小曲哩……你不是叫我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在？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行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穿是星光籼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

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着和平的硝咽。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尽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马老头就要出院了。他穿起了那身平平展展的呢衣呢裤，像个要去参加什么盛典的首长。其实他只是市上一个小单看门房的极其平常的老头。以前他是个工人，后来退休了，闲得呆住不住，就找了个看见大门的差事。一月前，他脸上突然起了上瘤子。原来以为是恶性的，紧张了一阵子。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良性的，老头的心才平实了一些。不过，医生说要动手术。动就动吧，听说这是小手术，用不多长时间就好了。

这不，现在已经好了。

这位穿戴得象首长一样的看门房老头，这时正向同室的病友们作告别。他高兴，大家也为他高兴。他和众人一起又说又笑，平日寂静的病房一时起了一点小小的愉快的波澜。那位在靠窗户边为一个重病号喂药的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也宽容地没有制止这种显然不合理会规程的行为。要不是平时，她会严肃地对大家说：“请同志们不要大声喧哗……”他现在甚至还扭过头来，微微笑着看着了一眼衣冠楚楚的马老头。

这时候，老马头的儿子小马正在床边边收拾他父亲的东西。伙子穿一件洗白的米色风雨衣，显得健壮而潇洒。他一声不吭，只是有条有理地把他父亲的零七碎八归扰到两个提包和一个大网兜里。

他父亲和别人又说又笑地道完别，就回到他的病床前，惊讶地对儿子说：“你已经都收拾好了？”

“嗯。”

“我的镜子装进去了没有？”

“镜子？”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他并不知道父亲每天都拿这宝贝小圆镜看自己动过手术的容貌。

马老头自己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个小圆镜。儿子正要拿过来装进提包里，他父亲却举起这小圆镜，又一次认真地从不同的角度照了一会自己的尊容，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唉，留下了一片疤……”

“总比一个瘤子好看了。再说，你又不去当电影演员。”他儿子说。

病室的人“轰”一声笑了。马老头也不好意思摇摇头笑了。

那个刚给病人喂完药的女护士，惊异地回过头来，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瞥了一眼那个灰谐的青年。

老马父子对于室内一切作了一次最后的审视，然后就要动身走了。但小马却对着那两个大提包和一个大网兜发愁地说：“自行车最多能带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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