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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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第1页）

下午7时多，我们游行队伍来到府右街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前，到此宣布解散。这一解散，我就感到了累。回家，一进屋，往沙发上一躺，深深呼吸——真累呀，真开心呀！很多年来，这一天是最愉快的一天，也是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扭转乾坤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各项政策路线的决议是伟大的、英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但国家基础差，尤其在“文革”中被四人帮破坏得千疮百孔。人们在阶级斗争中，思想里亦被弄成了一片混乱，一盘散沙，如脱缰之马，迷失方向，不知所从。总之，问题成堆、成山，百废待兴。加之，爆炸性的人口猛增，在这样棘手的现实面前，任务是异常艰巨繁重。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智慧、能力、勇气去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为人民的幸福，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完成这个历史授予的伟大使命！

三、出席公审“四人帮”

审判反革命集团主犯十人。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各级干部靠边、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将近崩溃，集罪恶之大成，“四人帮”之罪罄竹难书。

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六十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同时，也是当年妇女运动上海妇女界人士之一，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人比黄花瘦，白发老人矣！

公审“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于1980年10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十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建国以来激动人心的大快事。

对他们的审判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我得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审大会的通知，异常兴奋！开庭那天，北京天气晴朗，但有些寒冷。我和许多面带微笑、愤怒、含冤、沉闷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鱼贯而入公安部大礼堂——临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正面挂着国徽、庄严大方。法庭坐无虚席、秩序井然，人人神情严肃，带着痛快的心情静待开庭。我坐在前排左面旁听席上，思绪万千，十年文革陷害迫死无数忠实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的人民。今天，我能亲眼看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审，不禁含泪而高兴！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了，对被告江青指控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策划的阴谋活动提起公诉，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开庭，传同案犯王洪文出庭对质。证人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但江青对罪行百般抵赖。江青像条断了筋骨的癞皮狗，被揪上来，拖下去，受害者的家属无不愤怒地指着江青厉声质问。有人还高声叫，“蓝苹，你也有今天？”旁听席上大多是被害者，都用愤怒的眼光鄙视着她。不管她怎么耍赖，在铁的事实面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后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判无期徒刑，其余依法判刑。

四、见锦江新老职工有感

1978年7月，我和儿媳杭贯嘉特去上海参加被害于“四人帮”的陈同生同志的追悼会。我们寓“锦江”，承过去在地下工作时，共事的同志和有关的同志们，在“锦江”为我设宴，欢聚一堂。

这次在“锦江”短短的十几天里，每天从早至晚不断地接待来探望者，除亲友们外，有“锦江”在职与退休的厨师、职员、司机、保姆，以及外面有过联系的同志，连日排队等候见我。又承在“锦江”的新老同志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临行时，又送两大盒点心，并附祝辞纸片，皆不完整的条子。我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纯朴、诚挚。对他们深厚的情义不胜感动，永难忘却。回京后，随意写诗二首以表谢忱！裱好，寄锦江办公室。现抄录于此：

勉励

三山压顶倾华夏，

众志成城壮怀同。

叠经烽火共舟济，

四十余年锦江红。

归来旧雨情深厚，

继起奋发见群英。

更喜除妖兴大治，

携手共勉新长征。

注：（从1935年3月15日起到解放，与职工们共同克服了时局的变化，使锦江的经营有所成就。）

在我和儿媳杭贯嘉回京时，在机场上承市委、政协几位同志热诚地特来送行，记忆所及，在此一并深深感谢！光阴荏苒，转瞬已多年了，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五、赴美探亲

赴美探亲一事，先追叙一下有关女儿们的概况。

女儿们出国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琼、国琇女于1945年底从菲律宾马尼拉回到上海家里，1946年1月初她俩赴美留学深造。国瑛在香港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肄业后，于1946年底，经华东局同意、中央批准去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国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于1947年，两人相继去美国留学。国瑛认为教育对中国最重要，故学的科教电影。国璋由西洋文学系转学了图书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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