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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第1页）

波伏瓦：你有一种综合的思想。

萨特：对，确实有。开始是作为一种希望，后来成了一种必然的东西;但只是到最后才是这样的。

波伏瓦：还有另一些对你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时刻吗?

萨特：1952年到1956年我同共产党人的关系，这在匈牙利事件时破裂了。这种关系使我设想有可能同反对政府同时又完全立足于社会的政治上的人们建立关系。

波伏瓦：你从个人自由向社会自由的观念的过渡是怎样发生的?

萨特：我认为这个过渡很重要。那时我正在写《存在与虚无》。这大约是在1943年。《存在与虚无》是一本关于自由的书。当时，我跟古老的斯多葛派一样，相信一个人总是自由的，甚至在可能导致死亡的非常令人不快的环境中，在这点上我有很大的改变。我认为实际上在有的境况下一个人是不可能自由的。我在《魔鬼与上帝》中解释了我的这种思想。??海因里希这个教士，是一个从来都不自由的人，因为他是教会的人，同时又与人民有联系，而他们同他的教士教育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民和教会相互对抗。他使自己处于这些力量的相互冲突之中。他只有死去，因为他决不可能确认自己。我的这种改变是在1942年到1943年或者还要稍后一点，我从&ldo;一个人总是自由的&rdo;斯多葛派思想‐‐对我说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我总是感到自由，从不了解我不可能再感到自由的那些非常严重的环境一前进到后来的思想：存在着给自由加上锁链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由他人的自由产生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由被另一个人的自由或他人的自由加上锁链，这是一个我总在思索的问题。

波伏瓦：抵抗运动是不是也有一种思想：总是存在着以死为出路的可能性?

萨特：是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个人不是通过自杀而是通过一种可能导致死亡或者自我毁灭的行动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这种思想是在抵抗运动中产生的思想，我对此很欣赏。我觉得自由地去死是人的一种完美的结局，比带着病，老化，衰朽或者总之带着在死前就失去了自由的精神力量的削弱走向一个缓慢的终结要完美得多。我宁可要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完全的牺牲，被同意的牺牲，因此，不限制自由为其本质的某个存在的自由的牺牲。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自己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自由的。后来，在海因里希的情况中，我说明在许多许多情况下，一个人不是自由的。

波伏瓦：你是怎样从&ldo;一个人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自由的&rdo;思想前进到&ldo;死不是自由的出路，相反地倒是失掉自由的东西&ldo;这种思想?

萨特：我仍然保有这种思想，自由也包含着可能去死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明天有某种威胁或其它东西危及到我的自由，死是一种维护它的方式。波伏瓦：许多人都不希望去死，一个工厂雇员在生产线上工作是感受不到自由的，但他并不通过选择死使自己自由。

萨特：是的，他感到不自由，他没有给自己仍然具有的自由一种价值。这是一种混乱的精神状况，人们对自己自由的这种精神状况使政治事件变得那样复杂难解。

波伏瓦：我们回到你个人问题上来，你是怎样从你的自由是自我满足的思想前进到所有他人的自由是你自由的必要条件的思想?这是你最终达到的观点，是不是?

萨特：对。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他人不自由这是无法接受和难以想象的。

如果自由拒绝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种自由。如果人们不着重他人的自由，那么，一段时间表现在他们之中的自由就会立即被摧毁。

波伏瓦：你是什么时候从一种观念前进到另一种观念的?

萨特：我记得这个时期跟我转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时期是相同的。不是社会主义产生自由。相反地，在我们知道的形态中它是拒绝自由的;它立足于从必然性产生的团结一致本身。例如，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一种自由的意识，这是一个被其他阶级、资产阶级压迫和伤害的阶级的意识。这样，它不表现为自由的。它显得是产生于无望的境况之中。我对于自由作了一些研究，在许多笔记本上，现在已经遗失了。在这些研究中包含着许多伦理学、哲学和政治评论方面的东西。那时我用一种新的观点研究自由。我的这些研究把自由看作是在某种情况可能消失的东西以及把人互相联系起来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为了能是自由的，就需要别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大约是在1945年到1946年。

波伏瓦：现在你怎样看待自由?你的自由和一般说来的自由?

萨特：就我的自由说来，我没有改变。我认为我是自由的。跟许多人一样，我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了。在战争期间我受到压迫。我是一个战俘。我当战俘时，我是不自由的。但我经受这种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认为自己几乎对于一切对我发生的事情都负有责任。当然，是在被给予的处境中的责任。但总的说来，我在一切我做过的事情中遇到了我自己，而我不认为自己的行动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

波伏瓦：这跟你的特别的情况有关，因为你不是常遭强迫的。你有某种特权，多少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谈到生产线上的工人时，你说：&ldo;他们没有感到自由。&rdo;你认为他们到底是没有感到自由，还是他们不是自由的?萨特：我说过，使他们决定自己行为的是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压抑感、职责感和虚假的契约感;总之，是把一种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弄得混乱的奴隶般的劳动。这仍然存在着，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但这往往被集体主义的形象、被每天强迫完成的重复行动、被未经自己仔细思考而得到的观点、被知识的缺乏所蒙蔽。有时自由在不用自己的名义的情况下对他们显示出来，例如像它在1968年干的那样。他们要打倒整个压迫者阶级，使之不能动弹，使之消灭，为的是找到一种他们可以为自己和社会负责的状况，这时，他们是自由的。我认为在1968年他们开始意识到自由，只是在后来他们又失去了这种意识。1968年这个时期很重要，很美好，既不实在又是真实的。这是一次由技术人员、工人，这个国家的活跃力量进行的行动，他们开始意识到集体主义的自由是某种跟所有个体的自由的结合不同的东西，这就是1968年所体现的东西。我认为当时每个人都能理解他自己自由的本性和他属于集体的本性，历史上常有这种时刻，巴黎公社就是这种情况。波伏瓦：你自己同自由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萨特：我重说一下，自由体现了某种不存在但逐渐自己创造着的东西，

某种总是现存于我之中，直到我死才离开我的东西。我认为别的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只是意识到这种自由的程度以及自由对之显现的清晰度则根据环境、出身、自身发展和知识而有不同。我关于自由的思想被我同历史的关系所修改。我在历史中;无论我喜不喜欢它，我都不得不沿着某种社会改变的方向运行。不管我对这些改变采取什么态度，它们都要发生的。这是我在那个特别时期学得的东西：一种有益的而有时是糟糕的节制。后来，还是这种情况，我懂得一个人一生的根本的东西，也就是我的根本的东西是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例如，存在和虚无，存在和变化，自由的思想和外部世界反对我的自由的思想，自由和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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