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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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在教导营工作初期，我个人多少有一点清高思想，包括阮庆、陈实等人也有类似的思想，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自觉参加革命，真正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武装，有时无形中会瞧不起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尽管在工作中，表面上也能尊重他们，但在思想深处，往往会觉得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革命觉悟不高，作风粗暴，自认为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分土地，或是因为受地主压迫没饭吃，才出来闹革命的，没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由于受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有时会轻视工农出身的干部，难免同他们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那时中央强调要信任支持知识分子干部，所以自己在工作中也难免流露出一些清高的表现。以后随着自己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我渐渐发现了工农干部身上的许多优点，比如他们工作认真，作战英勇，吃苦耐劳，对党忠诚。特别是我从思想深处逐步意识到自己以往的那些错误认识。教导营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从一个受压迫的农民成长为红军指战员，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本身就体现出他们身上最朴素的革命精神。至于革命的理论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并不是他们不肯努力。从本质上讲，他们直接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阶级觉悟更高，革命性更强。在教导营的五年中，天天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让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我在不断接触中同他们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真正做到了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革命同志。

第二点收获，就是对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工作方式、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特别是在处理问题、待人接物方面有很大帮助。这一切为我以后在部队建设、管理和指挥作战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真正理解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并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

我对红军的认识，首先表现在对我军三大传统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是同我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对比后产生的自觉认识。国民党军队只是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绝对执行命令，不成功便成仁。如有违反，轻则撤职，重则杀头。他们根本不许下级讲话，缺乏思想政治工作。这同八路军的组织原则完全不同。教导营前后两任政委王恩茂、肖头生在部队建设上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令我非常敬佩，他们不仅有文化（王恩茂是中学毕业，曾当过任弼时的政治秘书，肖头生也是高小毕业，勤奋好学），更有政治头脑，关心时事政治。他们在教导营工作期间，集体领导体现得很好，能够充分尊重下级干部的意见，工作中遇到问题，无论大小，总是能够带领我们反复讨论，总结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意见后，严格执行；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也处处以身作则，尊重下级，官兵平等、团结，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上级一人说了算的作风，更没有国民党军队中长官肆意打骂士兵等腐败现象。从这些老红军、老干部身上，我学到许多有益的工作方式、方法。共产党军队正是因为拥有这三大传统，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过无数次困难、挫折，但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挫折，打不垮，拖不烂，最终走向胜利。

抗大的学习经历，让我在理论上掌握了马列主义，武装了思想，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在如何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贡献一切上，可以说教导营工作的五年锻炼，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通过向老同志学习，不仅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新老干部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关系、平等关系、革命关系；同时，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民主作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掌握了带兵打仗、管理部队、建设部队的本领。如果没有在教导营的这段工作经验，而是直接从国民党军队到八路军、解放军中带兵打仗，肯定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

就是在教导营工作的这一期间，我把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关俊彦改为黎原。改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我脱离国民党部队，来到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有了重新做人的感觉。二是我不想和以前认识的人，特别是在国民党部队的同学有来往，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安心工作。至于新名字，是我刚到抗大时在校内报刊上发表文章时用过的笔名，源自杜甫的诗句&ot;穷年忧黎元&ot;，原意是黎民百姓的意思，我将&ot;元&ot;字又改为&ot;原&ot;，取其平坦宽阔之意，象征着我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犹如一天的黎明，从此走上了宽广平坦的光明大道。

从此，黎原这一名字一直叫到今天，很多人以为我本来就姓黎。甚至有的黎姓人家修家谱，也要拉我参加，闹出了不少笑话。1988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担任理事、副会长，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许多当年的同学得知我就是关俊彦后，就建议我改过来，便于同学联谊，做和平统一工作。我想，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嘛。当年改名时思想有些激进，现在已经用习惯了，就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了。

3、南泥湾大生产

1941、1942两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日本侵略者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ot;扫荡&ot;，实行惨绝人寰的&ot;三光&ot;政策，妄图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同时，国民党也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边区军民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难关。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命令九旅进驻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一方面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南泥湾在延安的东南，距延安约45公里。这里河川纵横，林木茂密。虽然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于耕种。据说一二百年前，这里曾是农业发达的地方，后来因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百姓纷纷逃难，奔走他乡。从此，这里田园荒芜，房屋倒塌，日久天长，遍地长满了野草、荆棘，成了豺狼栖息、土匪出没的场所。王震旅长率领九旅官兵到达南泥湾后，发扬&ot;自力更生，艰苦奋斗&ot;的革命精神，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把这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ot;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ot;的陕北好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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