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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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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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件事令大众咋舌的点或许在于，一个拥有财富和地位的智慧女性，为何依然“无法”看见女儿的伤痕、“不愿”保护女儿的权益、还能“若无其事”地以此当作素材书写。

毕竟，我们以往看到的是《玫瑰的故事》里苏更生那需要依靠继父的母亲、《雏妓》里何玉玲那恶毒愚昧的母亲、《洛丽塔》里洛丽塔那早早死去的母亲、《漫长的季节》里沈墨那没有话语权的伯母……

我想，这也是冥冥之中我没有把《夜以继日》里严冬的母亲杜俊芳作为“声讨对象”的原因。

因为无论这些母亲强大还是弱小，她们某种程度也都是“受害者”。

这是系统性问题，不单单是母亲的问题。

这里包括千百年来谈性色变的“羞耻”烙印。

包括我们文化中的“回避”、“忍耐”、“中庸”、“道德”、“孝顺”、“得体”、“家族荣耀”。

包括上一辈对这种创伤严重程度的认知——他们的“雷达”可能不够敏锐。

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与尊重。

包括他们对处理类似事件的恐惧和耻感。

做鸵鸟便成了父母最常态的选择——“事情或许没有小孩子说的那么严重，即便真的有，少接触就好了，都是一家人熟人，能怎么办？也没有证据，摸一下不会少一块肉，不声张可能也是保护。”

而母亲作为最先被孩子求助的对象，也没有通过抗争获得解脱的历史经验，曾经也没有人为她们站出来过，她们没有真实需求被看见被满足的熟悉体验。在《夜以继日》里杜俊芳作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外敢打敢拼，给全家带来不错的物质生活。她理解严爱人的梦想，甚至为她牵线，但涉及代表自己形象和切身“利益”的亲生女儿，她是无法欣赏、无法信任、无法鼓励的，她的子女必须“正确”，不能冒进（比如女儿想要学的专业不被允许）。她比上述问题又多了一层家庭关系的“套子”，加上她身上拥有着被亲情塑造后的“钝感”（父母曾经不同意她离婚，那个年代大学生和大学生结婚就应该被羡慕，闹离婚就是笑话，就是不懂事），她的“沉默”便有了和门罗同样可循的原因。

门罗女儿书写的心路历程，像极了严冬成年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一点点实情的段落（且严冬敢说出来的最大驱动力还是为了母亲、不是为了自己，她希望母亲不要因为羡慕姑姑姑父的优秀而贬低自己）。

她不敢让家人知道，这种不敢甚至不是怕家人难过，而是怕他们难堪——因自己而难堪。不敢的另一端是什么？是她不敢拿家人对自己稀薄的爱去赌。是她不敢丢掉维系家庭体面的义务。是她不敢面对被拒绝和孤立的可能。是她不敢二次伤害自己。

为了不“出卖”妹妹，她只说了网站的事。虽然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那会是出卖，就好像做错事的是她们。母亲听完她的话沉默了。但也只有沉默。严冬想象过无数次，母亲听完她的话，会愤怒姑父的行径，还是会责怪自己的软弱……可她万万没想到，在母亲给的伤害面前，自己的想象力如此匮乏……天真的她怎么会想到，把自己默默扛了十年的痛苦掀开，等来的是取笑和沉默——竟连“你为什么不反抗”的受害者有罪论都没有。

严冬瞬间觉得自己愚蠢，她竟想要听到一句迟来的、自己被爱的证据。她竟然……妄想母亲可以像自己爱她那样去爱自己。

——《夜以继日》28章长夜（三）

严敬人被严冬的话击中，从门口走到餐桌旁，站在了严冬的正对面。“你这阵势，是要审判谁呢？今天你奶奶过寿，你要我死在这是吗？”

果然，和她曾经遭受的痛苦相比，他更在意自己此刻受到的“背叛”。是啊，她不愿再给这个家做贡献了，她不愿再供养那个体面的套子了。她曾经“牺牲”自己，献祭给这个家，也没能换来他们的爱。又何况现在呢？

——《夜以继日》53章镜头

伦敦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专业在读博士严艺家曾说：“我经常会震惊于那些肮脏恐怖的秘密是如何在一个家庭中成为‘房间里的大象’的，而且这些照料者们看起来经常社会功能良好，跟孩子互动正常。”

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也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

我写的是周围看到的真实的父母，也是被亲情绑架的真实的女儿，就像那句“我们的父母给的爱刚刚好，刚好不让我们快乐，也刚好让我们愿意孝顺”。

但我不愿意这样去想问题。

除了上述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因为，做家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生下孩子就意味着，选择把一块木头放在着火的房子里——他们做好了孩子来世上受挫的准备，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更加不曾被看见过。

当然，这不是为小说里的父母洗白。写的过程里，我把严敬人和杜俊芳当作自己父母那样去对待——假如他们已经被塑造成我不可撼动的模样，那我只好不指望被他们理解。我依然会努力尝试沟通，但如果换来的是更多的伤害，那就只好求同存异，“稀里糊涂”。

余秋雨说，永远不要指望被理解。

马东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杨天真说，不会因为表达能力强就不被误解。

罗翔说，人们不是真正在聆听且注定局限。

曾奇峰说，希望被理解，本质是想控制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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