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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也有一种东西能阻止良知的复苏，那就是全然失控的智能梦游。智能梦游一旦开始就进入自己狭小的逻辑坑道，坑道外的风景看不到，逻辑外的道义也喊不醒，只知下一步接着这一步，着魔一样走下去。任何复苏都需要惊醒、打断、脱离，布莱希特为了防止戏剧观众进入迷迷糊糊的梦游状态就用过这种办法，以求观众能获得理性复苏，但生活中缺少布莱希特，很难把梦游者惊醒、打断、脱离。这个罪犯（叙述至此我们已经无法再称他为教师了）正是进入了这种状态。也许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应解释为杀人而只是把一个半死的孩子稍稍往前推了一步，也许暗喜自己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也许对自己害怕的孩子家长还心存恼怒，他居然顺着邪恶的惯性投入了盘算，而一进入盘算，他的兴奋机制就被调动起来了。他想，我既然已经化繁为简，为何不进一步化害为利呢?脑子一转，他便制造了孩子还活着而只是被绑架的假象，向孩子的家长进行敲诈。一想到这场假绑票的种种技术性环节，种种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战术，他的大脑神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其它问题什么也想不到了。

绑票本是一场极为复杂的智能角逐，何况是假绑票，此人在这场角逐中机敏得像泥鳅一样，以一种梦游者才有的敏感快速作出多种反应，但反应再快也没有醒过。最后，当警方严阵以待的时候，他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大学讲台上悠然讲了八年课，直至最后落网。在这八年中他醒过没有?不得而知，但即使醒过也来不及了。

梦魇，也可称之为&ot;鬼打墙&ot;。世上许多聪明人一意孤行地犯罪，除了最根本的道德人格原因外，还和那堵&ot;墙&ot;的出现有关，那堵&ot;墙&ot;就是智能。智能使他们产生一种依靠感和隐蔽感，像一个瞎子摸着一道墙根朝前走，不见旁岔，也不知退路。智能害人，莫此为甚。

那么，在这处处讲究智能的世界里，该如何来识别和对待各种各样的聪明人呢?

我想，一个人最值得珍视的是仁慈的天性，这远比聪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应该通过艰苦修炼来叩击良知;如果连良知也叩击不出来，那就要以长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规矩;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愚钝和木讷了;如果他居然颇具智能，又很有决断，那就需要警觉，因为这样的人时时有可能进入一种可怖的梦魇，并把这种梦魇带给别人。应该发现这样的人，并且尽量将他们安置在高人手下，成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避免让他们独自在空旷寂静的地方，作出关及他人命运的行为选择。这也是为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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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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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敏感带

我已就绑匪的一张纸条，写了两篇文章。刚刚搁笔，又产生了一个联想，再续一篇。但要说的话，与绑匪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我们已经分析过，那张纸条上寥寥十九个字，足可证明绑匪的文化水平很高。我把&ot;文化水平很高&ot;这样的评语加给一个绑匪，相信会引起文化界不少朋友的不悦。他们会说：&ot;这算什么文化水平?至多是技术性的文化细节罢了。文化的力量，在于整体组合，在于价值选择，在于人文方向!&ot;

朋友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恕我直言，他们这是面对一个凶恶的绑匪，力图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才被激发起来的。在平日，他们大多也会把技术性的文化细节和整体性的文化定位混为一谈。

这便是这篇文章的话题。我至今说不明白为什么技术性的文化细节会在中国文化中取得如此优越的地位，并成为一个&ot;文化敏感带&ot;。大概是历代统治者故意要用这种方法把一个个文化人都变成呆子和傻子吧，因为只有把大脑消耗在疯狂的记忆过程和重复的匠艺操作中，才会从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创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统治者们实施这一阴谋的可靠证据。

照理，这一切早就应该过去了。不要说现今已经到了电脑时代，即便再早几十年，出版事业已经畅达，工具书随手可得，中国文化人早就该转换自己的敏感系统，去想一点真正有意思的大问题了。然而遗憾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想借用一些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实例程度最轻，基本上属于正常范畴，但也已经让人有点消受不住。有一年，我们聘请几个退休教授，对目前正在开课的青年教师进行听课评分。没想到几轮下来，评分结果和我们平日了解的情况正恰相反，于是便急急调查。通过调查终于明白，原来有两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师讲课时对某些词语读音的标准与否，当作了评分的主要标准。评分表后面加了一份长长的附录，全是一个个发音的正误对比。然而问题是，发音很标准的几位青年教师，讲课质量之差，几乎已到了要被勒令停讲的边缘，这次却得了高分;相反，几位公认的优秀青年教师，由于普通话不太标准，评分极惨。

&ot;身为教师，发音的标准至关重要!&ot;这是退休教授的意见，好像并不错，但事实上已造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颠倒。

这是一件小事，但这种以技术性细节颠倒整体的事例，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一个作家，如果表述了一种违背人类良知的文化观念，大家可以漠然以对，而如果用错了一个典故，则立即千夫共指。在很多人心目中，前者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后者，因此只对后者敏感。

第二个实例特殊一点，就发生在前几年。一个戏曲作者，认为导演把他的剧本改坏了，要在报刊上予以揭露，构成了一个事件。揭露了什么呢?试举一例：戏曲作者原来写的一句唱词中有&ot;牛女迢迢&ot;这几个字，导演觉得用&ot;牛女&ot;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且当代观众听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ot;天河迢迢&ot;。戏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样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剧场里听到这个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体观众的嘲讽目光全都对准了我，一时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这样的话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国文人为什么一遇到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就会变得如此夸张和作态?好像在这些琐屑不堪的问题上埋藏着一个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荣，因此非如此高声表白不可。平仄问题，即使在诗词写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个大诗人都会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况，现在戏曲剧场连最起码的观众数字都维持不了，怎么会有观众因一两个字的平仄问题而怒视作者?而这个作者，又何以知名到这个地步，居然能使全场观众仅仅从后脑勺就认出他来?但是，这种荒诞之极的想象居然可以当作真事公开发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当作一个什么事件哄闹起来。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的这一部位已经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离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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