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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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第1页）

而我们，却比她幸运得多，我们获得了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爱情。

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ot;看你千遍也不厌倦&ot;。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ot;大树底下好乘凉&ot;，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ot;上面&ot;--所谓&ot;上面&ot;，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ot;误闯&ot;，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ju一样去&ot;讨一个说法&ot;。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ot;手谕&ot;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ot;准官僚&ot;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ot;讨说法&ot;，你不是&ot;反了&ot;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ot;忠心耿耿&ot;。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ot;政治倾向问题&ot;，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ot;不给饭吃&ot;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ot;政工干部&ot;，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ot;自动&ot;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ot;国家&ot;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ot;大夫&ot;，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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