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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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我是念历史的，第一次知道他曾经访问过陈济棠、李汉魂、李济琛、张发奎，甚至陈独秀，然后看到他和蔡廷锴、张大千、薛觉先等的合照，感觉上是震撼。在脑海当中，这些都是鼎鼎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以为只在书上读到的，怎也没想到他们竟与我家翁在一起。在我来说，那是一种不太真实的浪漫。

我以浪漫来形容家翁的一生，是形容侠盗罗宾汉那种浪漫，充满豪情、侠义、历奇、此志不移，又带点堂吉诃德色彩的那种浪漫。罗宾汉和堂吉诃德是虚构的，但家翁的一生却是真实的。

家翁一九三九年加入香港《星岛晚报》，直至一九六二年退休。加入《星岛》之前，他早已是任职《大光报》的成名记者，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一篇土肥原的采访稿。一九三三年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二郎路过香港，事情本身就非常秘密，家翁不但探得消息，并且有办法登上邮轮采访。翌日见报，当然轰动一时了。

抗日时期，家翁是个活跃的年轻记者，基地在香港，但他只身跑遍战地。那儿有重要战事他就去那儿，那里有抗日活动他就去采访报道。孙国栋教授和多位经历当年的长辈，谈起来都认为最感人的是他采访绥远百灵庙的抗战报道。家翁在新闻界素有足智多谋之称，常常找到别人想不到的重要角度。在采访绥远抗战时，除了别人看得到的战况、中国军民顽强抗敌的报道和战火摧残下民生惨情的描写外，他触角四伸，连垃圾堆都不放过。结果给他找到日军留下的笔记，显示了日本侵略中国部署之精密；证明日军每到一地，攻略沿线的地理民情，连当地每家每户的人口畜口，均有详实记录。这方面战后很多学者从文献可以证实，但家翁在战时已为南方的香港读者报道了。

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翁姑携同大姐纪远和襁褓中的纪安，经韶关赴桂林大后方逃难，后又亲历湘桂大撤退，战后才辗转回到香港。听翁姑讲述平生经历，是一课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家翁那一代，真可算是苦难的中国人，经历比翁姑凄惨的人虽比比皆是，然而像家翁那么紧贴时代脉搏，当是少数，这与他的职业和性格有关。家翁的多年同事和老友皆称他机警灵敏、思路纵横、交游广阔、有胆有识有义气，这是我绝对相信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采访到那么多的名人。特别在抗战时期，南方的军官将帅，无一漏于他采访稿之外。军政名人、文人学者，以至土匪恶霸，他都有办法接近。

家翁亲历的精彩掌故之多，真是难以尽说，他平生引以自豪的采访更不可胜数。不过他常常提及的，倒不是访问土肥原或是绥远纪行，而是几件带有侠客色彩的事。

其一是在翁姑逃难桂林时，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也落难榕城。薛班为环境所迫，曾在香港沦陷后演过“跳加官”，难为民众谅解，在桂林开锣恐有问题；二则粤班到桂林演戏，也有“地头”问题。果然开戏之后遭人恐吓破坏，演不成。不演戏，班中兄弟炊事也成问题。家翁得悉其困境后，挺身求见当时掌管两广军事，也是桂林最高管理层的李济琛将军，直述戏班是最无助的，沦陷后仍要演戏，本是迫于无奈。戏班从香港远远逃到桂林，正是抱着爱国心而不愿在敌区受屈辱所致，谁料在桂林开戏谋生，又遭不法之徒捣乱，当局不能坐视不理。李济琛深受感动，表示定要究办捣乱者，后来更为戏班提供了一家旧戏院，经装修后改名为国民戏院。家翁又奔走桂林报界和文化界，希望他们支持薛班，于是“觉先声”得以顺利公演。后来“觉先声剧团”还邀他当过一阵经理兼班主，因此家翁常自嘲为“羊牯班主”；晚年每谈起此事，颇为自鸣得意。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那时他的家乡中山有一名大贼，在深山野岭拥有不少人马，打家劫舍，为非作恶。中山县当时的县长孙乾与家翁颇有交往，相谈起来，知道家翁也是中山人，就与他商量对策。家翁不动声色，打听大贼巢穴所在，竟然单身入巢求见大贼。想不到又真让他见到了，他身上无枪无弹，也无把握，只凭一张嘴游说：“国家经历了八年灾难，抗战胜利了，人民还未从战火复元，全国皆穷困不堪。你也知中山乡里生活的苦况，大家都是中山人，何忍更摧残他们？”家翁讲这掌故，道来简单，个中细节，他绝少谈及，只知道结果是大贼见了他之后，很快就解散部下，接受县长招安。

早期的中国记者采访要靠个人的线眼、人事交情和机智，固然要走动于军政名人之间，也得摸熟三山五岳的门路。家翁常常教训后辈，当记者做报人，诸色人等皆要相识，但做人则如踏钢线，自己绝不能行差踏错。一次为私利而欠下人情，以后就不能挺身做人。建立了受人尊重的声望，那么义字当头走动四方，很多时“闲话一句”就可解决人家的危困。家翁再有一件平生得意事是与张大千有关的。张大千与香港名摄影家高岭梅是至交，国共内战时，张大千逃难到香港就住在高家。有一次家翁与高岭梅酒饭之间，偶尔谈及张大千的烦恼。原来张大千希望从内陆接他最敬重的大嫂张善子夫人和胞侄来香港，人已从上海到了澳门，但没有香港的证件，唯一办法就是坐舢舨偷渡。张大千担忧小艇承不起风浪有危险，更怕当时海上十分活跃的海盗，正不知如何是好。家翁不表任何意见，只问了善子夫人的所在。没几天，善子夫人与儿子居然坐港澳大轮安全抵港。张大千那时与家翁尚未谋面，知是家翁替他走动成功的，于是托高岭梅送家翁一幅字画为谢。家翁帮忙的理由是：“谁叫我是高岭梅的朋友，而他是高岭梅的至交呢！”帮忙的个中内情，当年张大千、高岭梅和很多朋友均有问及，家翁只回答：“闲话一句而已！”到晚年他常常谈起此事，我也曾试探问他究竟用什么办法，他永远只有一个答案：“平日种因，有事时闲话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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