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治军篇([清]曾国藩)_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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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ot;理学纯臣&ot;的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iddot;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ot;以高位主持文坛&ot;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cháo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ot;汉jian&ot;、&ot;卖国贼&ot;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ot;刽子手&ot;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ot;打对了&ot;，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ot;打错了&ot;。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ot;对&ot;、&ot;错&ot;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ot;打赢了&ot;与&ot;打输了&ot;，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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