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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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离开帝国的形象而存在，帝国形象已经不可能离开实力形象而存在。

甚至可以说，在柏林墙上响起第一声锤击时，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了。

我们的人民，即使不是全体，但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经彻底同&ot;苏联&ot;断绝了。全国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和以这样的思想来看待选举新领袖人物这件事的。

我抱着从&ot;苏联&ot;遗产中最彻底地解放出来的思想走来。这样的彻底解放不单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而是通过改变俄罗斯承扭的痛苦的大国职能来取得的。

新奥加廖沃　第一次行动

谈判通常在新奥加廖沃苏联总统莫斯科郊区的官邸之一进行，其进行方式大致一成不变。

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方式首先讲话，长篇大论，圆满完整，从容不迫。他讲完后要求我们讨论。

快结束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照例就得发起争论，大家对此都很满意。

应当看到在那座内部闪现出政府的富丽堂皇和气派的小礼堂里的情景：当长桌子旁边出现沉重的间歇气氛时，与会者都不敢正眼瞧人……

在两个极端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其他所有人就便于选择自己的立场，宜能随时应变。我和戈尔巴乔夫则负起解释争议问题的全部道义重任。

……无论如何令人觉得奇怪，这儿从未导致荒唐胡闹的行为，从未引发令人不愉快的场面。

为什么?

这是因为就实质而言，我们多次商定要限制联盟中央的极限。

限制权力‐‐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这里应该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

其一、表面上看，他处于这一进程中的首脑地位；至少在社会舆论界看来是保持着&ot;父亲的&ot;立场、主动精神和领袖地位。任何人都没有侵害苏联总统的战略作用，一切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防的全球性问题及大部分财政系统均归他负责。

其二，戈尔巴乔夫一下子卸掉了对民族冲突应负的责任！更确切地说，在摆脱这种疯狂的血腥混乱状态的过程中，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ot;带枪的人&ot;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和平的维护者、一个公断法官。

其三，他喜欢在世界的实际活动中扮演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即充当许多（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供灵活机动地扮演世界领袖角色的最佳演习场。

最后一点是心理状态背景。当时的情形迫使（和容许）我和戈尔巴乔夫在谈判的过程中都必须做正常的人，必须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大家发言的每句话价值都很高。除此而外，当专家们和一组组成员提前说明一切冲突因素的时候，当你在心理上准备好进行困难的谈话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政治局会议了，因为那里人们所采取的每一个离题的步骤都被视为逃避话题。

谈判之后，我们通常来到另一个大厅里，等着我们的是亲切友好的晚餐、戈尔巴乔夫爱喝的&ot;纪念牌&ot;白兰地酒。在经历过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晚饭之后，我们精神振奋地步出大厅。

我在谈判桌旁捍卫俄罗斯利益的时候，我的小伙子们正在其他开心好玩的场合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总统的汽车通常尽量安排停在靠人口的第一个位置上。但是，有一次，我的汽车竟然被放在一大串政府小轿车的末尾。我的警卫不安起来，难以想象地转了一个弯，绊在一片新奥加廖沃花园草地上，最后汽车还是停在原来靠入口的第一位置：俄罗斯更主要些！……当然啦，这是耍孩子气。新奥加廖沃警卫长气得发疯，威胁说。轧坏一块草地，要予以罚款。不过，不知何故，他们后来没再理会这件事。

也许，有如此数量的实际上并无实权的&ot;总统&ot;，那时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这样的会见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毫无难为情之感，而是觉得悲哀。

还有什么可能性没有利用呢?!

现在很难说这次新奥加廖沃会议能取得何种结果。也许，只是一种口头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自主独立，俄罗斯与联盟政府之间的磨擦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们与苏联的告别毕竟是比较和平的，没有痛苦的。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内就不复存在了……

新闻界称新奥加廖沃条约为&ot;文明的离婚&ot;，但此事并非简单如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任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

我们终于开始非正式地会晤，而纳扎尔巴耶夫有时也参与这些秘密的会晤。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会晤。米哈伊尔&iddot;戈尔巴乔夫应到福罗斯休假。新的联盟条约签订仪式安排在他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即于8月20日举行。目前，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每个人认为尚未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

在一座公馆的一个厅里，我们开始了谈话。一切进行得都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到完全秘密的事情时，我突然缄口不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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