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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1页）

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

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

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ldo;救国第一&rdo;的

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

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ldo;救国&rdo;。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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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

学们发起组织一个&ldo;国民杂志社&rdo;，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

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

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

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

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

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

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

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

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

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

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

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

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

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

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

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ldo;工读互助团&rdo;就是其

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ldo;试验新生活&rdo;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

者所鼓吹&ldo;到民间去&rdo;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

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

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

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

是&ldo;国民救国&rdo;、&ldo;平民疾苦&rdo;、&ldo;大众文化&rdo;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

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

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

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

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

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

园，改为&ldo;公理战胜碑&rdo;。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ldo;强权即公

理&rdo;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

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

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

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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