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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

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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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ldo;社会主义者

一致联合&rdo;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

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

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

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

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

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

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

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

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

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

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

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

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

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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