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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

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

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

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a

l），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

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

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

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

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

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

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

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

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

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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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

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

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

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

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

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

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

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

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

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

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

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

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

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

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

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

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

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

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

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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