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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第1页）

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

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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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

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

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

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

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

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

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

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

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

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

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

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

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

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

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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