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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章（第2页）

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ldo;你看

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rdo;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

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ldo;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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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

又能有甚么作为呢？&rdo;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

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

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

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

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

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

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

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

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

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

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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