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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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第2页）

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

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

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

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

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

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

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忱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

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

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

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

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

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

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

一提起遗瞩问题，孙夫人便非常伤心，认为这会使孙先生感到难过，要求暂缓向孙先生提及。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会议虽曾设想过许多方式，企图要求孙先生留下几句遗言，但都为了

顾虑孙夫人的心情，没有实行。

三月初，在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会议的席上，到会者对于遗嘱问题更感觉迫不及待了。

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委托汪精卫办理这件事；要他相机将孙先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者

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先生认可后，请他签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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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当国民党人士从各地赶到北京来，与孙先生作弥留前的诀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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