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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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第2页）

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

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

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

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

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

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

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

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

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

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

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

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

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

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

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果这两个

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对我的主张，似采取拖延的办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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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要等在黄埔负责的周恩来回来后，才能处理。那时周恩来正在汕头兼任

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来广州。陈延年认为他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两个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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