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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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第2页）

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

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鲍罗庭这些话道破了当时他自己和莫斯科处境的尴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没有甚么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ldo;现在

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rdo;我笑着问他：&ldo;请问

鲍顾问口袋内这次带了多少草来？你这样措词，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rdo;他对我笑笑，并

不置答。

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庭展开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重建他个人威信

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

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作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

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抑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

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庭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ldo;退让政策&rdo;。

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

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

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

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正原

因。但广东的负责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

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庭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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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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