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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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第2页）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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