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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第1页）

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

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

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

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

员人数多达三十万5。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

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

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6。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

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

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

的休息等7。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

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

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

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

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

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

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

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

乱，提出种种要求。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

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

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

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

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

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8。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ldo;实行共产&rdo;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ldo;反共&rdo;的声浪也跟着抬

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

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

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

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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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ldo;建立苏维埃&rdo;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

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

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

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

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

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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