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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章（第2页）

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

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

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

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

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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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

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

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

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

决议，其内容是：&ldo;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

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

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9。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

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

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10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

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11。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

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

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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