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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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5章（第1页）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ldo;反机会主义&rdo;、

&ldo;盲动&rdo;、&ldo;乱发命令&rdo;、&ldo;任意惩罚&rdo;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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