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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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8章（第1页）

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ldo;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

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

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rdo;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

（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

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

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

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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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

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

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

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

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

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

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

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

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

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

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

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

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

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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