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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2章（第1页）

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

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

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

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

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

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

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

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

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

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

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

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ldo;暴动编辑部&rdo;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

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

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

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

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

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

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

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

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

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

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

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

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

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

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

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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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

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

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

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

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ldo;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rdo;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

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

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

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下旬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三十余人。莫斯科的中共留

学生出席旁听的约有十余人。大会开幕以后，由布哈林向大会作主要报告，题目是&ldo;世界革

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rdo;。他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见。他的这

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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