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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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0章（第1页）

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周恩来对此不置可否，但曾说到：现在党内意见纷歧，需要分别疏通，

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张国燕同志回国了，我们正好在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

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

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

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

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

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

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

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

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

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

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

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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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

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现实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象米夫那

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

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

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

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

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

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

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

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

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

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

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

我当时采取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取决的。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

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会难于收拾。如

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因此我的答

案是&ldo;投鼠必须忌器&rdo;！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能脱离这些是非，置身事外吗？我能消极下去，甚至脱离中共的战线吗？

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见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结论，是应当忍受牺牲，从事积极挽救

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据四中全会已有

的决议，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我明知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将会稳定米夫派在中共中

央的地位，但当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有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共再说。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

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

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

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

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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