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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8章（第1页）

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倾；他只知道保全实力，利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但他

忽视了进攻敌人，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性。再则毛泽东也不了解反右倾主要危险的重要，

而且江西苏区在土地问题和富农问题上，都发生过右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泽东可能

有意无意的将反对他的同志清算掉，这更是不可宽恕的。

中常会听取了秦邦宪的报告之后，觉得事态严重，不能立即作出决定，乃要求秦邦宪先

行通知赣西南少共区委来人，暂时严守秘密，听候中常会处理。我忙着搜集有关这件事的材

料，认为秦邦宪指斥毛泽东为右派一点，并无充分证据。我觉得以前何孟雄等曾被加上莫须

有的罪名，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并不是失去斗志的人，只是认为在反立三路线的紧急关头，

不应该强调反右倾，因而被视为右派；现在决不应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将苏区的

老干部毛泽东等当作右派来整肃掉，这样做会使苏维埃和红军受严重的损失。

在中常会再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指出：江西红军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这件事，

就证明那里并没有甚么严重的危机。毛泽东以前不遵照李立三的指示行事，大体都是对的，

他根据实况来指导军事行动，注重游击战术和政治纪律，这也都是切要之图。注重扩充军事

实力，不勉强去巩固一个根据地，也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同志们，都是艰苦奋

斗的，不能视之为右倾，即使有些右倾的见解，也不过是观念上的错误而已。在肃反问题上，

毛泽东似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去区分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胁从者来办理，甚至将不是反

革命的人，也当作反革命清算掉了，这是要予以纠正的。

中常会讨论的结果，决定：一、赣西南少共区委的报告表现了一些青年急躁的情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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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能完全信赖，因而也不能判定毛泽东是右倾。二、将中央关于肃反的决定，附加说明，迅即

送往江西苏区，作为纠正毛泽东等在肃反中所犯错误的根据，并催促毛泽东报告富田事件的

真相。三、中央鉴于江西苏区已发生严重情况，应从速采取具体步骤，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

导。

如何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乃成了迫切的问题。我在回国以前，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曾派了一些重要干部到各苏区去，如项英刘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苏区，任弼时夏曦等被派

往湘鄂西和湘赣边境等苏区。现在如果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就应将早已拟议的中央迁往苏区

的案子付之实施。这件事共产国际旋即同意。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

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

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等主持。中央迁往江

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

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各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

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

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对江西鄂豫皖两区，可以发挥掩护

的作用，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具有雄图的尝试，虽然实现的条件尚属缺乏，但事势发展又非这样不

行，因此，我们只有竭力以赴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实力既大部移往苏区，对广大白区

的工作，自然更为削弱。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没有精确统计的，估计约在十万左右，百

分之九十七以上，系在各个苏区和红军中，大多为农民出身者。这个事实也使我们对苏区工

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来是极端主张将力量集中到苏区去的，他经历这么多变故，深知中

共在白区很难立足，势将继续被国民党破获摧毁。他决意将中共大部份干部调往苏区，他估

计从白区可以调到苏区的干部，约有四百人。他准备将其中百分之四十调往江西苏区，其余

两个百分之三十分别调往鄂豫皖和其他各个苏区。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

任的曾钟圣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

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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