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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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4章（第2页）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

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

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

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这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

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

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

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

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

他们宥于&ldo;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rdo;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

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

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

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

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

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ldo;逃跑&rdo;，是&ldo;避战&rdo;，认为这会将红

四方面军拖垮。与其拖垮，不如与敌军孤注一掷的决战。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

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能向西急退，

不利于我军的枣阳战役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我军进到汉中的西乡时，

政治部的主持者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邝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

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

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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