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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2章（第1页）

此间自由交换意见的机会。我要求将这件预拟的草案搁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检讨。我

希望同志们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不妨先就事论事研究一下，

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并说明我在鄂豫皖区和川北时，

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

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

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

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的实效。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

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

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

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

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

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甚么推翻中央

领导的阴谋。我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以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

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

只是指导一、四两方面军，因而由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

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

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

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

最后，我着重指出，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

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

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

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阻塞了团结之路。

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预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

他首先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

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他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说苏维埃运

动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后无论到甚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意见。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

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

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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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

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

但没有人说道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

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

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为这个&ldo;一致抗日&rdo;的口

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

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ldo;中国苏维埃运动&rdo;的法宝，使出了&ldo;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do;的新

武器。一九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

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

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2，主张组织全中

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

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

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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