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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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1章（第1页）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

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

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

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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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

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

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

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

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

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

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

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

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

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

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

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

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ldo;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

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rdo;

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

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

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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