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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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8章（第1页）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0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ldo;抗日的到延

安去！&rdo;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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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

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

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

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

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

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

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

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

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

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

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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