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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0章（第1页）

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

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

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

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

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

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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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

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

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

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

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

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

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

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

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ldo;蒋

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rdo;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ldo;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

无力危害我们。&rdo;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

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

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

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ldo;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

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rdo;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

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

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

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

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

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

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

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

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

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

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

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

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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