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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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0章（第1页）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廿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

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

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

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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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

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

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

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ldo;抗日反蒋&rdo;之宣传主张

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

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覆按。嗣后决定采

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

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

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

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

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

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

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

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

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

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

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

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事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

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

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国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

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

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

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抑全体民族之福也。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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