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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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y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ldo;暗渡陈仓&rdo;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ldo;自设以争先&rdo;，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它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时任上海道的邵友濂已经拒绝过多次大东公司水线登陆的请求，假如大北公司成功登陆，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ldo;和尚摸得，我摸不得？&rdo;口子一开，损失就大了。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ldo;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rdo;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盛宣怀先见了大东公司的总办滕恩，后来升格到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在3月31日议定了一份《上海至香港电报办法合同》，许诺允许他们先架设香港到上海的海线，在宝山县城外上岸，与中国电报局的淞沪陆线相接，福州和汕头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地方设置中转趸船。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扫干净了外围阵地以后，盛、郑二人开始正式对丹麦人发动了总攻。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二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勋章，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第三节里曾讲到朝廷在修长江支线的时候，盛宣怀伙同大北公司陷害胡雪岩，当时大北公司派去与盛宣怀一起秘密商议的代表，就是这位恒宁生，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人家郑观应早在几年之前就专门写作一篇关于电报的文章《论电报》，不仅高屋建瓴地指出电报在军事、商业、政治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详细阐述电报工作原理。后来他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自己还在业余时间以威基杰的《电报新书》为基础，改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

说起电报，他若自谦中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大北公司尚未开战，士气已沮。

说句题外话，当时给恒宁生当翻译的是一个叫做蔡绍基的年轻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詹天佑的同学。后来这个年轻人跑到了袁世凯的麾下当幕僚，一直作到了北洋大学校长和天津海关总督。蔡绍基一身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反对得最为激烈，气得袁世凯拍桌子说登基以后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蔡绍基。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谈判一开始，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让盛、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这建议貌似谦折，其实暗藏玄妙。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虽然仍是干线，质量却大不如前，维护费高，利润却低，已成鸡肋；而福州、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都被朝廷拒绝。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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