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是公元哪一年的(高王凌)_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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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若所谓&ldo;其不愿者听之&rdo;，乃正善为调剂，曲全业主体面之意。其惠爱佃农，上文业已详言，语末自不能不兼顾业户。听之不理，则业户究竟无权矣。

盖当时朝廷政教雷厉风行，莫敢阻尼，不独业户震重天语，断无不顾之理；即使业户不愿，而佃户闻圣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谁肯竭脂膏以输业主乎？且不愿者既已听之，则亦只不愿于心而已；索诸佃不应，告诸官又不问，隐然以可减之法听佃户自为，岂非仁术之施于无形者乎？

在他看来，当时业佃双方本就谊同亲戚，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而在政府&ldo;惠爱佃农&rdo;的政令之下，一方面，业户&ldo;究竟无权&rdo;，而&ldo;莫敢阻尼&rdo;，另一方面，佃户也不肯多交地租。这就自然达到了减租的目的，岂不正是&ldo;仁术施于无形&rdo;？[4]

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欲山东有身家者&ldo;减轻田租&rdo;、&ldo;赡养佃户&rdo;之谕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5]

一方面谴责了&ldo;不能赡养佃户&rdo;的业户，同时，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政府通常不准加租，如直隶总督、名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ldo;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rdo;，反对加重租息。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谕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视同仁，并无歧待。著……令该督保题，停止增添（地租）。

并于乾隆五年议定，旗地&ldo;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rdo;。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嘉庆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ldo;永不加赋&rdo;准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6]这也许就是政府不许随意加租的最有力的说明。

乾隆十三年，雍正五年所定&ldo;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rdo;，也终于修订完成。[7]追索欠租，过去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没有什么定章可循，从此以后，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加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虽遇强佃抗欠，&ldo;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rdo;；[8]旗人取租，&ldo;乃州县中有以抑挫旗人为不畏强御者，有以袒护民人为善于抚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rdo;，[9]毕竟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数千年历史的&ldo;人头税&rdo;，而代之以&ldo;财产税&rdo;（土地税）。取消&ldo;力役&rdo;，而代之以&ldo;雇役&rdo;。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ldo;贱民&rdo;名义，提高&ldo;雇工人&rdo;的身份地位，等等。上述种种作为，从&ldo;国家的视角&rdo;看，似乎便是欲使社会&ldo;平民化&rdo;，从而实现国家的&ldo;直接统治&rdo;。

同一时期，与之相关的是，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租佃制度得以修订。

据研究，自清初（甚至明末）以来，中国的地租额和地租实收率就在不断下降。地租额的下调幅度一般是在20个百分点以上。而在十八世纪，地租实收率大约不过租额的七八成：

1十八世纪上叶：

安徽休宁黄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趋势，实收率绝大部分为约定租额的八成左右；其中部分定额租亦呈下降趋势，以期初数为1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

福建龙溪县（1715‐1743），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

福建闽清县（1718‐174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

2十八世纪中叶：

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孔府收租总帐（1736‐1775），平均实收额指数：小麦52，高粱56，豆类47，杂粮41。

3十八世纪下叶：

安徽歙县仁和堂分成租册（1754‐17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左右（从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后的56）；定额租册，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2；

福建龙溪县（1753‐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

福建闽清县（1756‐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