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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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从县城开往黑山镇的公共汽车上，车窗外的一切像是电影里的快镜头，在眼前浮现。记忆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他想到了父亲方保国。

父亲方保国曾是一位民办教师，在他们家所在的黑山镇远山村小学任教。那时候，民办老师家里都有责任田，方保国除了上课，还要抽时间去种自家的责任田。上班时间，方保国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放学之后，他还要去帮着妻子干农活。

方心宁还有个姐姐，大他10岁，叫方心灵。自从家里添了这两个孩子以后，方母被拴在家务上的时间长了，地里的农活只好由让父亲一个人干。白天挤不出时间，父亲就在晚上下地。浇水，割麦子，很多活儿都是方保国乘着月色一个人在那里忙。正是这个原因，方心宁走夜路时见到月夜趁凉收麦子的人，总会停下来，在一旁听一听那“喳——”“喳——”的割麦声，似乎这样就会看到父亲直起腰来，用胳膊捋一把脸，向他笑。这“喳——”“喳——”声，正是父亲亦师亦农的生活节奏，以至于方心宁的回忆里总少不了这种声音。而每当这种声音在耳畔响起，方心宁就会觉得父亲的目光就在身后，正看着自己向前走。

方心宁很小的时候，父亲偶尔带他去学校。那是村子里最宽敞的一个院子，成排的平房，高耸的白杨，葱绿的冬青，青砖砌出花边的花圃，还有木桩上钉块板做成的简易篮球架。学前的方心宁最乐意在这里跑跑跳跳，享受一个小学生才有的快乐。有时候，到办公室里，捡几颗粉笔头，随心所欲地画个什么图形，接受方保国的两个同事——小梁老师和老黄老师——的夸奖。在幼小的方心宁心里，那是世上最惬意的事了。

往事的细节多已淡忘，但有一回，黄老师指着小方心宁说过：“孺子可教，是有志之士。”语出突兀，小梁老师和父亲不解地看着他。他指了指方心宁的脖子后面，惹得大家都大笑起来，原来，彼“志”乃“痣”。后来，方保国还真就常拿这个痦子常常给儿子砺志。现在想起来，父亲那些教育他的话，仍然如在耳边。

方心宁有时趴在窗外听父亲讲课。父亲用他那带有浓重乡音的辛县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讲着，声音洪亮，能让每一个学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喜欢他的博识，喜欢他的和蔼，特别是他在课堂上那保持始终的微笑。

在这所只有三个老师的学校里，学生并不多。师生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早已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每当雨雪天里，父亲总要想办法把学生们全都送回家之后，自己才离校。有时带去的午饭匀给了学生，他只好饿着肚子捱到傍晚。

一次，天又下了大雨，父亲正在上课，发现漏雨的房顶哗啦啦地落东西。父亲忙指挥大家赶紧往外跑。房顶忽地坍下一大片，一根房梁重重地击中了他的背。门距他站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轻轻一迈即可出去，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屋子里还有学生，他得指挥他们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好在父亲福大命大，在家躺了几天，总算躲过一劫。上级听说了房顶坍塌的事情后，要奖励那位勇于救人的好老师。就在同一天，学校里年龄最大的黄老师在校门口泥水里不小心滑了一跤，把腿摔得骨折了，正为医药费发愁。身为教学点负责人的父亲就把黄老师的名字报了上去。再后来，上级不仅为此给黄老师痛痛快快地报销了医药费，作为奖励，还特地优先把他转成公办教师，没过多久，又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这都是后话。

这个秘密，只有远山村小的三个老师知道，他们不说，外界永远无人知晓。

上级又给学校盖了几间新房子。这把父亲给乐坏了，在学校里乐不够，到了家还“呵呵呵呵”地笑个没完。母亲不高兴了，数落他：“把功劳让给别人咱不说，房子塌时你不会先跑出来吗？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们娘儿们怎么活？”父亲很干脆地说：“我是老师嘛。”

还有一次，几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调皮，敲着他们家的后墙一遍又一遍起劲地唱：“老师老师老老师，逮住老师炒炒吃。”当时姐姐听了非常生气，捡起一块石头追了出去，方心宁跟她后面。父亲刚好在家，喊住他们两个，说：“闹着玩的，当真就没意思了。”他出去，笑着对孩子们说：“谁编的？还怪押韵哩。”听了这话，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蜂散了。

父亲当然最疼自己。每次放了学回家，不进大门就喊：“宁宁，宁宁。”这时，父亲必定给方心宁带回来好吃好玩的东西了，或者一个甜果，一个糖人，也或者一只蝈蝈，一条小鱼。这些东西，有的是人家给的，有的是自己买的或亲手捉的。

那时，父亲在镇里一直是一个典型人物，经常出去开会。回来，他就把镇里县里的新鲜事讲给儿子听，拿出开会发的皮包和各种本本，指着上面的字，细说开的什么会，得的什么奖。他不止一次说：“宁宁，等我转正了，一定带你去县城逛逛。”

父亲一连串的美好设想，为方心宁的童年增添了不少生趣。

方母有时埋怨丈夫，学校里开不了几个钱，地里的庄稼也常常给耽误了。这时，父亲就一声不吭，只默默地听着。其实方母只是心疼他忙里忙外，怕他受不了那份罪。被说急了，父亲就只一句话：“我是老师嘛。”言外之意是说，我别无选择。方母也就没法再与他吵，叹口气走开。

有一回，父亲见妻子不再跟他计较，就带着胜利的笑意，对方心宁说：“每个人都是一朵花，你也是，对不，儿子？”

幼小的方心宁就问爸爸：“爸爸，你呢，是朵什么花？”

父亲想了想，说道：“从来都是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我呢，就算是无花果吧。”

父亲说了很多，但自己记着的只有这些，尤其是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态，方心宁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些话，让他深深地铭刻在心，让他明白父亲为什么整天那么有干劲，让他在一种无奈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

其实，父亲曾有三次机会可以不干这个民办教师。一次是附近的煤矿让他去做文书，他本来报了名并且已经去了，可思前想后，总觉得舍不得这伙孩子，在矿上待了不到两天，就又跑了回来；一次是村里的老会计年龄大了，村里要他去当会计，可他总不能按村里几个领导的意思办事，跟人家闹了矛盾，索性又回到学校；第三次是镇里某办公室要找一个文化人去写材料，村里推荐了他，可他说什么也不去了，赖在了学校里。

方心宁终于上了小学，每天跟父亲一同去学校。

然而，有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父亲突然晕倒。方心宁吓的大哭，引来了大人才把他送去医院。可是，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医生说，他得的是肝里的病，跟焦裕禄当年得的一样，这种病到了那种地步，很疼很疼。

老黄牛一样能干而又能忍耐的人走了。很少有人去想，看上去身体健壮、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倒下去的时候会是轰然坠地，那么突然，甚至不留丝毫挽救的余地。

母亲带着孩子呼天抢地地把父亲的尸骨从镇卫生院迎了回来。出殡那天，他的学生能来的都来了，有小学生，也有青壮年，陪着他们，安慰他们，跟他们一起落泪。

亲眼看着父亲倒下去，自己说不清心里有多难过：以后，谁还会“宁宁”“宁宁”地喊着，给自己带来那些稀罕的玩意？谁还会答应带自己去县城？

在方心宁的眼中，那时的父亲，简直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台机器，一台不用保养又不知停歇的机器，也难怪当时镇里都称他为“教育战线的铁人”。而对于方心宁来说，关于父亲的一切，从此都变成了记忆。家中的顶梁柱就这样倒下了，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的肩头。

父亲去逝不久，全县的民办教师开始陆续转正。父亲为了等这一天，整整等了20年，这一天来了，他却已长眠地下。

辛苦一生，平淡一生，父亲对人生所有的渴望，都随着他人生句号的突然出现而如烟一般散了。

那时的方心宁才上三年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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