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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第1页）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ldo;旧例&rdo;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ldo;维州事件&rdo;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ldo;维州事件&rdo;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ldo;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rdo;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ldo;河北之贼&rdo;来与朝官中的&ldo;朋党&rdo;现象相比。其实，若用&ldo;家奴&rdo;来代替&ldo;河北贼&rdo;，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ldo;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rdo;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二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ldo;贤良方正科&rdo;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ldo;知制诰&rdo;。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ldo;复试&rdo;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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