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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一千年前的君主，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不过宋仁宗的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的权利，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ldo;八卦&rdo;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么仇什么怨？

我之前对清史颇感兴趣，找了一堆清人笔记、稗官小说来读。后兴趣点转移到宋代，阅读的重点全放在宋代史上。我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觉得宋朝与清朝是差异非常明显的两个王朝，不论政治制度，还是士林风气，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对比的史料，无意间却有一个发现：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发表过在正统人士看来多少显得有点&ldo;出格&rdo;的言论，但在宋朝，这些&ldo;出格&rdo;的言论都受到宽容的对待，立论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数百年后，当清朝的皇帝读到这些言论时，感到非常愤怒，恨不得将&ldo;妖言惑众&rdo;的宋朝士大夫抓起来治罪。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ldo;崇政殿说书&rdo;，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ldo;（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rdo;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程颐说：&ldo;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rdo;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这句&ldo;天下治乱系宰相&rdo;，其实也不算是什么&ldo;出格&rdo;言论，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宋人认为，君臣&ldo;各有职业，不可相侵&rdo;，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象征、仪礼代表、道德模范，君主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但君主不亲细故，不插手具体行政，治理天下的权力应当委托给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苏辙说：&ldo;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rdo;陆九渊说：&ldo;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rdo;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君相分权，虚君实相。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ldo;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rdo;之说的。但程颐的那句&ldo;天下治乱系宰相&rdo;，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他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ldo;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rdo;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ldo;天下治乱系宰相&rdo;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

◎故宫南薰殿旧藏之历代圣贤像册中的程颐画像

北宋的王禹偁在担任&ldo;判大理寺事&rdo;小官时，写过一篇《待漏院记》（待漏院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脸来教训宰相的语气，大意是说：宰相如果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就活该死了下地狱。文章最后说：&ldo;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rdo;意思跟&ldo;天下治乱系宰相&rdo;差不多。宋朝认为王禹偁说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将文章抄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ldo;用规于执政者&rdo;。但后来的乾隆看了这篇《待漏院记》，又觉得不爽，亲自御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相驳：&ldo;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rdo;，宰相不过是君王驱使的工具罢了，&ldo;是则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rdo;。

乾隆推崇的是皇权独裁：&ldo;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rdo;他当然不允许士大夫自命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鸣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统治的这一专制本色，恰恰构成了晚清时期的&ldo;君主立宪&rdo;转型的最大障碍，最终导致革命因为堰塞而崩决，一发而不可收拾。

还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让乾隆感到不爽。他叫王益柔，名气没有程颐、王禹偁那么大，以致乾隆将他的名字误记为&ldo;王直柔&rdo;。那么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说了什么话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这事得从宋仁宗朝的&ldo;进奏院案&rdo;说起。

庆历年间，&ldo;提举进奏院&rdo;的苏舜钦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成钱存入小金库，然后请了几位同僚与文友，集体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请了&ldo;集贤校理&rdo;王益柔。不想这事让台谏官知道了，宋朝的台谏官是很厉害的，他们认为苏舜钦挪用公款，对喝花酒一事提出弹劾，并展开调查。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时，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两句说：&ldo;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rdo;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ldo;反动&rdo;的言论。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苏舜钦一派的政敌，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ldo;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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