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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第1页）

虽然唐朝那些年，以命写史的史官差不多绝种了，但他们毕竟是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他们的祖师爷孔子就是一位史学家，还专门写过一本《春秋》的史书，在这本书里，孔子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写史的笔法，这个笔法的特点是，看着没骂谁，其实连人家祖宗八代都骂了，看着没写什么，其实对方坑蒙拐骗的事情一件不落。这种藏着说，拐着弯说的笔法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史官们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笔法，在写史的过程中，常常在史书的角落里，留下蛛丝马迹，然后等待着后人去发现，从而最终找到事实的真相。

而我们每一个翻阅史书的人都应该怀着一颗福尔摩斯的心，把翻阅史书当成跟前代史官们的一场智力游戏。当认真去体会，仔细去揣摩时，那些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暗语便会一一浮现，告诉你那些尘封往事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

杨文干事件同样如此。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在史书中找到史官记录的破绽。

破绽在事件的处理上。

平定杨文干后，李世民兴冲冲地返回长安，准备找父亲李渊兑现支票，却发现一个让他郁闷的事情，原本说好要去蜀地过下半生的李建成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东宫，而原本应该进东宫的他没得到任何嘉奖，不但没得到嘉奖，还被李渊叫去，进行了批评，要他们兄弟之间注意团结。

然后，李渊下发了处罚通知书。

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曹参军杜淹流放。

王珪、韦挺这两人倒不冤，身为东宫的人，竟然没给太子李建成起模范表率作用，活该流放。冤的是杜淹。

杜淹，长安人，官宦之后，时任天策府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所谓天策府，是天策上将的府邸，而天策上将正是李世民，换句话说，杜淹是李世民的人。

这就奇怪了，板子怎么打到李世民部下的身上去了？据史书记载，在李建成被关在仁智宫帐篷里时，这位杜淹落井下石，请求趁机办了李建成。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提点可行性建议，不采纳就是了，也不至于流放。

更奇怪的是，李世民对这个处罚竟然没有半点抗诉的意思，反而默默接受了这个处理结果。

李世民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他如此沉默只能说明一点：底气不足。而底气不足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文干造反并不像史书记录的那样是李建成指使。

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是动机、方式以及案件的影响。

我们将在这些因素中一一推敲，直到发现最终的答案，首先我们要观察的是此案的影响。

在历史事件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看谁是事件的真正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关于此案，毫无疑问倒霉的是李建成，这位太子爷先是差点以死明志，后又险被送到蜀地养老，而受益者本来是李世民，要不是李渊最后赖账，李世民就搬到东宫住了。

下面是作案方式，纵观杨文干事件，似乎有头有尾，上下合理，但仔细一看，所谓杨文干造反并没有实证，没有李建成约定造反的信件，只有一副铠甲以及李建成两个部下的证词。

经验告诉我们，证词是靠不住的，这两位部下完全有可能是受人指使，诬告李建成。

唐朝人刘餗在他的小说里写到杨文干事件时用了五个字形容：人妄告东宫。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的小说不是今天后宫在吃醋，主角很虐心之类纯属虚构请匆对号入座的历史小说，而是世人对当时传闻以及亲历事件的私人记录。这种东西归类于野史。野史也是史。

这说明，唐朝人都知道，杨文干事件是有人要妄告东宫。

这个人是谁，大家都懂的。但具体操作的人是谁呢？在史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身影。

这个人便是躺着中枪的杜淹，翻看史书，看似无意的交代中记录了这样一句：

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翻译成白话就是，洛阳平定后，杜淹一直得不到任用，于是，杜淹决定投靠李建成，而房玄龄了解杜淹此人狡猾，怕教导李建成做出对李世民不利的事情，于是，找到李世民说情，将其介绍到天策府上班。

房玄龄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这句话透露了两个信息。

杜淹此人十分滑头。

杜淹原本准备投靠的人是李建成。

杜淹如果原本准备投靠李建成，他很可能认识李建成的人，而他又具备搞阴谋诡计的才能。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极有可能这位杜淹出面收买了李建成的两个部下，趁李渊避暑之机，诬告李建成跟杨文干同谋造反。

到了这里，我们还需要考察最后一个重大的问题：动机。

史书交代，李建成之所以煽动造反，是因为李建成感到接班人地位不保，所以抢先下手，诛杀挑战者李世民，然后抢班夺权，实现提前登基的目的。

这实在是一个不怎么靠谱的解释，因为在杨文干事件发生这一年，真正危机重重的，真正需要下定决心，动刀动枪的人不是史书中记载的那个懦弱无能的太子李建成，而是英明神武、功盖天下的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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