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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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朱彼得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像朱彼得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陈大龄自下乡后，就像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经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一直到了第二年，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ldo;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rdo;。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像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ldo;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rdo;。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被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这两张明信片就像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地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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