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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1918年5月15日，陈果夫告别家人，离开湖州，进入上海晋安钱庄做事，担任助理信房。这可以说是他首次就业，虽然工作繁忙，待遇微薄，他还是蛮高兴蛮有兴趣的。

信房的工作就是处理各地与钱庄业务联系信件。刚开始由于当助理，工作有一定限度，倒也可以应付过去，后来信房先生病死，陈果夫便奉命代理信房，而助理信房也再没配备，这样，原来两个人的工作只由一人负担，这种压力就更大了。陈果夫说：&ot;后来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实在办不了，请经理找人，经理始终没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们说话，结果，总算每月加我四元的薪水，如是者两年。第三年春，又加我两元。&ot;虽然如此忙碌，陈果夫还能偷闲，他拼命做完自己的工作，然后去帮助别人，他以为这样可以得到钱庄上各部门的知识。白天工作一天后，到了晚上，他还要从事革命工作，或者翻阅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他说：&ot;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ot;

这一时期，陈果夫在钱庄的收入虽然很少，但开支却很大，除自己零用外，还要负担他的弟弟陈立夫的学费。这时，陈立夫已入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所需学费几乎都由陈果夫支持。兄弟之间的联系比以前要密切，但由于陈立夫此时受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很深，正一头扎入自然科学的王国，为将来做一个工程师而奋斗，很少过问政治，所以，与陈果夫之间通讯往来，多限于经济和兄弟情谊方面。

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以救济革命先烈遗族并掩护革命秘密工作，便命一些国民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首先将此事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立即同意，于是，他们便开始进行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工作。

第四部分8交易所里，两个落难者成了知己（…

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桢说：大约在1917、1918年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于是和一日本企业代表协商，共同开办交易所。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又和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等拉拢，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19年正式开始营业。理事长是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骏彦，此人曾当过蒋介石的老师。交易所有资本35000元，1000元为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其中张静江五股，张静江兄、侄共八股，蒋介石四股，戴季陶两股，陈果夫一股，这样，张静江一家和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共20股，占全部股份的47。

交易所成立后，陈果夫即为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ot;茂新&ot;，专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开始，&ot;茂新&ot;的资本，不过3000多元的现金，而第一天开张，就亏本1000多元，陈果夫经过慎重的考虑，把那位错误的经办人开除，决定以后谨慎行事，刚开始不必多拉生意，兢兢自守，稳扎稳打。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陈果夫的&ot;茂新&ot;便在商业场中站稳了阵脚。这时，由于&ot;茂新&ot;的业务增多，陈果夫便从晋安钱庄辞职，一心一意做起他交易所的生意来了。

陈果夫力争把&ot;茂新&ot;办好，他为此规定了做生意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家人做多；四、认真。要求职员认真执行。一次，陈果夫发现内部职员有自己做生意的，他便作出规定，禁止职员自己做生意。他又考虑到，消极的禁止不一定有效，于是他又把各人的生活费重新加以调整，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这样一来，职员们都能比较安心地工作，不再为自己打算了。陈果夫还规定：当天的账一定得当天晚上结清，所以每天晚上9、10点钟了，别的经纪人号都熄了灯，唯有&ot;茂新&ot;的职员还在进行工作。这些严格的规章制度，确实使&ot;茂新&ot;的面貌焕然一新从而在商业场中赢得了信誉。

当然，陈果夫制定的这些原则，&ot;茂新&ot;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一定都做到了，为了赚钱，他们可以突破这些规定，在他们看来，不管有千条规定、万条原则，赚钱就是最高原则，而且交易所本身就是赚钱的产物，为了获得最高利润，进行着买空卖空的交易，充满了冒险与残酷，只有昧着良心才能发财。据魏伯桢说：&ot;开始时股票价在30元左右。到了1920年春已拍到每股50多元，及至年终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四分之三，即375元，已全数缴清，交易所收股500万元。&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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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茂新&ot;股本不断增加，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多元。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开了一家&ot;鼎新&ot;号子，自己兼任协理，排在第四号，专营棉纱与金银生意，这样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4种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果夫的经纪号子大约做了好几亿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万元以上，可谓左右逢源，白手起家。经济上的收获只是其一，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的收获，这一时期，他与同在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了一团，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特别是他与蒋介石的交往，更为他今后的政治活动及权势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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