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品人(刘小川)_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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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文君女士抚琴。郭沫若先生考证过，那把古琴叫绿绮琴。绿代表春天，绮为绮思，情思之意。古琴弹奏出阳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将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欢乐，有感激，有惆怅，都在琴声中了。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ldo;受金&rdo;，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ldo;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rdo;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发了财，一辈子享用不尽，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间他曾上书，劝武帝打猎要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很多&ldo;子曰诗云&rdo;，一旦退下来，民间立场就得以显现，虽然他和司马迁仍不能同日而语。御用的角色伴随终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卓文君说：他写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没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禅书》，文章不长，建议汉天子封禅泰山。后来汉武帝兴师动众封禅泰山，名为效古礼祭天地，实为访神仙，寻长生不老术。而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连同他的《大人赋》，为武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作了理论及舆论铺垫。司马迁也写过《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详细记录三千年祭祀活动，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两篇《封禅书》，标示了两种相反的立场。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卓文君接待太监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司马迁这么写，似乎含有深意。读《史记》要格外留心。司马迁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里，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ldo;文学弄臣&rdo;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ldo;润色鸿业&rdo;，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ldo;深悔类倡&rdo;，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ldo;固主上所戏弄&rdo;，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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