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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17章（第1页）

8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9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10　《汉书·董贤传》，第3733—3734页。

11　《西京杂记》卷四“董贤宠遇过盛”，见《西京杂记（外五种）》，第31页。

12　《汉书·董贤传》，第3734页；罘罳，音浮思，和门阙配合使用的屏风。

13　《汉书·董贤传》，第3740页。

14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15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16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17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二、安汉公是什么称号

4千年周公今又来

箕子即位后，改年号为“元始”。元始元年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年。

西汉自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年号怎么取、几年改元等一直比较有规律。新皇帝即位的年号，一般都会体现“开始”的意思，箕子的“元始”也不例外，但这其中也包含了王莽的雄心壮志。

就在元始元年春天的正月，发生了一件千年未有的祥瑞。

有一支据说来自极为遥远之地的蛮夷，自称“越裳氏”，在益州牧的引领下来到长安朝贡，并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

雉，大概就是野山鸡之类的大鸟。不过在当时人的眼中，雉和凤凰似乎区别不大。当这三只美丽的大鸟在朝廷上出现，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因为，雉的出现本身就是祥瑞，《春秋纬·感精符》里说：“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意思是说，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

王者是谁？

这就要看贡献雉的是什么人了。

越裳氏，据后人考证，大概是在东南亚的老挝、越南一带。但实际上并不需要坐实地点。知道他们来自极远之地，遥远到需要经过“重译”也就是若干次翻译才能与汉朝人语言沟通，这就够了。

在汉朝人的文化记忆里，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贡献雉，是在一千年前的周成王时期，并且不是为了见周成王，而是见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就是当时的王者。

《韩诗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髪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1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越裳氏经历了辗转翻译，给周公献上一只白雉。周公问，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越裳氏通过翻译答道：“在我的国家里，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大海没有惊涛骇浪，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何不去朝贡一番呢。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周公是辅佐幼主，今天的大司马王莽也是辅佐幼主；周公处理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的政局，王莽也处理了董贤，稳定了汉的政局；周公的德行令越裳氏万里迢迢来献雉，王莽也是如此。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只得到了一只白雉，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只黑雉，这岂不是超迈了周公的德泽？

《汉书》指出，越裳氏的位置不在益州的方向，所以这次献雉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这极有可能，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越裳氏，过了一千年，还在同一个地方，还叫同一个名字，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今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会觉得遥远得不得了。但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2。

王莽把雉鸟献给了皇家宗庙，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而不是归功于自己。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当然，眼前这位外戚、权臣，似乎在儒学造诣上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蚡、霍光等要高得多，人品也更高尚。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廷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5汉家天下王氏安

王莽从一位失势的前任大司马，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雉鸟，便是上天恩德的明证。

面对这一祥瑞，群臣纷纷向王政君上奏王莽的功德，首次提出“安汉公”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3

“群臣”是史书原话。能称得上“群臣”，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其中，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有的属于王莽势力，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有的是真心拥护。但不管怎样，“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证明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当年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开创汉朝中兴局面。王莽逐董贤、立箕子，功劳与霍光颉颃。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何来封赏，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功同德。既然周公“托号于周”，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行事”——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也就是“安汉公”的称号并非逾制。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自况：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4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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