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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41章（第1页）

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6

就是说，刘邦自己就没有遵守这一约定，汉初保留长沙王吴芮，传了五代，到汉文帝时才绝嗣。这期间汉廷多次下诏褒扬长沙王忠诚，还通过法令维护长沙国建制。这就说明制度是可以变通的。

怎么变通？

很简单，就是把安汉公扩充为建制完备的公国，为安汉公设计礼仪、赐九锡，并仿效伯禽，册立安汉公国的公子。

比起几年之后的王莽称帝，这篇奏疏的想象力还不够大胆，但这是首次实质突破汉朝现有制度，鼓吹安汉公不仅是尊号，还需有实打实的建制。

奏疏一上，还没讨论实施，恰好吕宽案爆发了。待到吕宽案渐渐平息，已经是一年后的元始四年春，王莽的女儿也正式嫁作皇后。吕宽案里，王莽杀叔叔王立、堂兄弟王仁、长子王宇，充实了“诛管蔡”的名目，还整顿了上层社会，引导了民间思想，他的功业更加完备了。女儿成为皇后，皇帝对“国丈”要“尊而不臣”的说法又冒了出来，这是把陈崇的奏疏变为现实的极好机会。

此时群臣再次审视陈崇的奏疏，不禁发现他的建议十分可行。王莽的心腹兄弟、太保王舜率先上奏，说王莽兼具“立德、立功、立言”，堪比伊尹、周公。在他的带动下，据说有八千多人上书赞同陈崇的奏疏。在西汉，八千人是什么概念呢？恰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元始二年的长安城人口和户口数——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也就是说，整个长安城里大概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上书，考虑到识字率，排除掉妇孺幼儿，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组织动员较为低下的古代，即使出于王莽的授意，若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覆盖面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也很难调动。

于是，汉廷破天荒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

大概是上书里伊尹和周公的名字出现得太多，伊尹官“阿衡”，周公官“太宰”。取阿衡之“衡”和太宰之“宰”合二为一，即为宰衡。据说，始皇帝在发明“皇帝”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7宰衡的发明，可谓有样学样。

宰衡，究竟是个什么官儿呢？

第一，宰衡是个外朝官职，属于“加官”的范畴，本质上仍是官僚制度的一员。王莽的外朝身份原是太傅，太傅“在三公上”，但当时还有太师孔光、太保王舜，三人名义上并列。只有宰衡真正超越了三公，是“政府首脑”，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8。三公向宰衡汇报工作，抬头要写“敢言之”，就是斗胆报告、冒昧进言的意思。对比给皇帝上书时抬头写的“冒死”“昧死”之类，这种待遇可以说很尊显了。

第二，宰衡的位秩是“上公”。西汉的位、爵制度很复杂，爵指的是从王、列侯到民间的二十等爵；位就是《汉书》里常见的“公卿大夫”9，有点类似后世的“行政级别”，其中最高的是“上公”。“上公”最多封侯，不会超越诸侯王。王莽此时的爵仍然是列侯，宰衡属于“上公”之“位”。

第三，宰衡享受特殊的礼仪待遇。出门时，前后各有大车十乘，值班的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都得随从护卫；母亲赐号功显君，两个儿子王安、王临分别赐爵褒新侯、赏都侯。宣布王莽为宰衡当天，太皇太后亲自来到未央宫前殿行拜官礼。王莽模仿周公跪在前，两个儿子跪在后。这些待遇可谓殊厚。

第四，宰衡不可世袭。依王莽的性格和做派，他对宰衡的待遇再三推辞、谦虚礼让。太师孔光劝服太皇太后不要理会王莽的推辞，直接赏赐就完事儿，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宰衡之官不可世及”10，言外之意就是说宰衡虽然权力大，但不是世袭官职，所以不必担心擅权。孔光向王政君说这番话，怎么看都像是与虎谋皮，但也不排除对汉朝忠心耿耿但又无力制衡王莽的孔光，是希望限制王莽的权力。

王莽最终辞让了给自己增加的封邑、儿子的封爵和女儿补充的聘金，只把宰衡这个官职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把所兼的大司马、太傅以及宰衡刻成一个官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以更牢固地掌握权力。

总之，如果说“安汉公”的尊号模仿的是儒家理想里的周公，那么“宰衡”的官位可以看作模仿汉家传统的“相国”，也就是汉初萧何的地位，是“总理大臣”。

不久之后，太保王舜就报告了一则祥瑞：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11

相传周文王还只是商朝诸侯之时，临近的虞国、芮国之君争田，谁也不服谁，听说文王有德，就一同去找周文王评理。进入周的国境，发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大家都相互谦让，就面面相觑道：“咱俩都是小人啊，没有资格踏进君子之庭。”于是不再找文王评理，也不再争田地了。

这个神圣的故事竟然在王莽的时代复现了！蜀郡的老百姓路建等人本来在打官司，看到宰衡的功绩之后，就感到惭愧而终止了诉讼。是真的吗？考虑到西汉臣民的道德观念，这类“事例”未必是假的，但这个“事例”能够被高居庙堂之上的太保王舜所知悉，那么作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它的关键在于对圣人圣治的模仿，从而呼应臣民对儒家理想的赞美与想象。

9赐九锡是什么事儿？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天气尚寒。

长安南郊新落成的明堂里，却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汉朝的王侯贵族，包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以及九百多宗室子孙。这些人全都身着祭服，有的恭恭敬敬地站着，不发一言；有的交头接耳，谈论着不久前那场把长安城东门的楼瓦几乎全部掀干净的大风12；有的则担任祭祀的执事，紧张而热情地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终于，在众人的目光里，宰衡、太傅、大司马、安汉公王莽盛装祭服，陪同皇帝驾临。

这是王莽建立明堂后举行的第一场祫祭。

前面曾说过13，祫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王莽特意在正月举行祫祭，并征召如此多的贵族、宗室来助祭，且祭祀结束后有的增加封邑，有的赐爵，其意图并不是赏赐。而是自元始元年以来，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的举动，终于接近大功告成。

他已经为汉朝建立了常满仓制度；为儒家“六经”里失传的“乐经”立了博士；征召了数千名通经之人到长安；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失传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何功用，连儒家内部尚未达成一致，但也都在刘歆的帮助下按照古文经学的记载建造了。王莽制礼作乐，长安人才济济，朝廷制度毕备，汉家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与几年前成、哀之时惶恐不安的气氛大不相同。

而祫祭，就是王莽制礼作乐的高潮。

在这高潮中，也有一股暗流。前来助祭的宗室成员里有一位叫刘崇，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的后代，曾是安众侯，后来失爵，在这次助祭中重新封爵。但他似乎不领王莽这个情，对同属长沙定王后代的舂陵侯刘敞嘀咕道：“安汉公擅权，刘氏的社稷看来将要倾覆了。”刘敞没有接话，但心里未必不同意14。

当然，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王莽近乎完成了周公的政绩，“制作毕成，群公以闻”15。这种政绩是区区宰衡所不能包的，群臣于是上奏提出，要在宰衡之上再增加赏赐：

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16

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汉臣第一次提出宰衡的地位要在诸侯王之上，也就是绕过了“非刘氏不王”的“宪制”约定。

至于怎么体现宰衡的地位呢？靠赏赐。

当然不会是普通的赏赐，而是九锡，意思就是“九赐”。但九锡具体是什么？在此之前，只有《周礼》有周公“九仪之命”的记载，以及汉武帝时期有官员曾在上奏时提到过这个名词。其实，就算周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受过九锡也说不清楚。《周礼》所说的“九仪之命”，只是说从“一命”到“九命”有不同的等级职位，可没说过九锡17，况且《周礼》还是古文经书，今文经学未必认的。

草创礼仪本就是王莽和他小圈子的强项，在王莽授意下，不久之后，众多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共902人上奏，正式奏请朝廷为王莽赐九锡。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张纯。因为班固特意记下这次上奏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18，这么多人物，为何偏偏要记下张纯呢？

张纯的父亲就是当年陪汉成帝微服出游的宠臣张放，在汉成帝崩殂之后悲伤哭泣而死。与父亲的放荡痴情不同，张纯为人谨慎、审时度势。他参与“赐九锡”，主要因为他笃信儒学，对这类制礼作乐的盛事很着迷，只要能“做业务”，“领导”是谁不重要。因此，多年以后王莽覆灭，张纯先是留在更始帝的宫廷里，又在更始帝败亡后迅速投到刘秀麾下。他忠于职守，为刘秀制定宗庙仪礼、祭祀制度，建立东汉明堂、辟雍，促使刘秀泰山封禅，因此得到重用，不仅做到东汉的大司空，还得以恢复西汉的爵位，改封武始侯。要知道，东汉初年执行的是“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19的政策，不承认西汉及新朝的封爵。张纯是罕见的将爵位从西汉传到东汉的列侯。

在张纯等人的呼吁下，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公元5年6月22日），王政君亲自到未央宫前殿，把王莽召到面前，下诏“加九命之锡”。王莽这番欣然接受20。

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九锡，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九锡意味着王莽自此可以合法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行使天子的某些职责。像其中的“衮冕”是古代帝王的衣帽，“鸾路乘马”和“戎路乘马”分别是天子春秋巡时乘坐的车马，“朱户”也是天子之礼；“弓矢”则意味着有专征伐的特权；“宗、祝、卜、史官”是负责祭祀的人员，虎贲是侍卫亲兵。21

太皇太后的策书里有一句话：

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九锡的颁赐，已经把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征伐权力都赐给了王莽，换言之，九锡所赐予的不是器物，而是权力。

其次，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扩充。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22

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卜、史官，还“皆置啬夫”，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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