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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成就老舍的两个人（第1页）

老舍是怎样从一个贫苦小儿一步步登上文学圣殿的高峰的？在此过程中有哪人和哪机会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什么说一个不怎么相干的阔大爷，成就了老舍？

老舍曾说，他真正的老师是母亲：“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亲》。下面涉及母亲的文字，皆出于此。）老舍的母亲姓马，生在德胜门外，通往大钟寺大路上的一个小村子里。

当时乡下农家规矩，女人都需干活。这养成她勤俭诚实、清洁守序、爱护花草树木的习惯。把小院扫一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并且有求必应、热情好客、自尊有同情心，讲义气，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身体也好。

丈夫去世后，时不时有内战、兵变，满城血光火焰，一家上下要吃要喝，精神紧张，恐慌不安，全凭母亲一人横着心担起来，“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性格既软又硬，对人对事取和平态度，把吃亏看成是当然，不仅从不跟旁人为小事斗气，甚至伺候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完了还把大姑子的所有遗物交给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

她很爱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千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然而“穷讲究”的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餐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她总是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她还把尊严看得很重，平时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

要不是有这样一个母亲，“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不过对子女的爱，抵不过贫困更有力量，她虽然知道读书重要，可是为了每个月的三四吊钱发愁为难，不得不让儿子留在家里，不去上学。一直到9岁（应该是虚岁。），老舍还一字不识。

这时候，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出场了，老天爷让他来到这个世上，让他最初那样富有，目的只为通过他来“资助”一颗不朽的灵魂——贫穷只使这灵魂强健，让它充满对底层贫民的博爱。

真正成就老舍的是这个人：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功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上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一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叫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宗月大师》）。

这位刘大叔刘寿锦，后来出家为僧的宗月大师，就演绎成了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里的人物定大爷，一个慈善家、阔大爷，他其实早在老舍满月前，就专程来看过，留下印象。

不过，那次他并不真是“偶然的来了”，而是自己新得爱女，又听说舒家生了个小子，比他女儿晚一天出世，才兴然光顾。

可他从不经营，乐善好施，大笔的家私最后空空如也。

其人格、品性、追求、思想，对老舍成长、成才、创作的影响、意义和作用，我觉得甚至和老舍的母亲不相上下。

并且，刘寿锦的女儿和老舍初恋，人生遭际波澜曲折，成为老舍笔下许多人物的原型，所以，他的出场与事迹，就很值得大记特记。

《正红旗下》是这样描述的：正在这时候，来了一辆咯噔咯噔响的轿车，在我们的门外停住。紧跟着，一阵比雁声更清亮的笑声，由门外一直进到院中。大家都吃了一惊随着笑声，一段彩虹光芒四射，向前移动。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青缎小帽发着光，帽沿上的一颗大珍珠发着光，二蓝团龙段面的灰鼠袍子发着光，米色缎子坎肩发着光，雪青的褡包在身后放着光，粉底官靴发着光。众人把彩虹挡住，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这才看清一张眉清目秀的圆胖洁白的脸，与漆黑含笑的一双眼珠，也都发着光。听不清他说了什么，虽然他的噪音很清亮。他的话每每被他的哈哈哈与啊啊啊扰乱；雪白的牙齿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光彩进了屋，走到炕前，照到我的脸上。哈哈哈，好！好！他不肯坐下，也不肯喝一口茶，白胖细润的手从怀中随便摸出一张二两的银票，放在我的身旁。他的大拇指戴着个翡翠扳指（象牙齿或晶玉的装饰品，原为射箭钩弓时的用其），发出柔和温润的光泽。好！好啊！哈哈哈！随着笑声，那一身光彩往外移动。不送，不送，都不送！哈哈哈！笑着，他到了街门口。笑着，他跨上车沿。鞭子轻响，车轮转动，咯噔咯噔……笑声渐远，车出了胡同，车后留下一些飞尘。

姑母急忙跑回来，立在炕前，呆呆地看着那张银票，似乎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全回来了。出了声：“定大爷，定大爷！他怎么会来了呢？他由哪儿听说的呢？”

大家都要说点什么，可都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我们的胡同里没来过那样体面的轿车。我们从来没有接过二两银子的“喜敬”——那时候，二两银子可以吃一桌高级的酒席！

父亲很后悔：“你看，我今年怎么会忘了给他去拜年呢？怎么呢？”

“你没拜年去，他听谁说的呢？”姑母还问那个老问题。

“你放心吧，”母亲安慰父亲，“他既来了，就一定没挑了眼！定大爷是肚子里撑得开船的人！”

“他到底听谁说的呢？”姑母又追问一次。

没人能够回答姑母的问题，她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屋中，心中既有点佩服我，又有点妒意。无可如何地点起兰花烟，她不住地骂贼秃子。

我的曾祖母不是跟过一位满族大员，到云南等处去过吗？那位大员不是带回数不清的元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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