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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伏祈&ldo;圣明自有裁断&rdo;，排除干扰，&ldo;以立圣朝养民之大法&rdo;：

我皇上御极以来，于养民惠下之政，凡耳目所及，心思所到，无不次第举行矣。乃限田之法，实王道之大端，而自汉、唐、宋、元以来终未克举行者，将毋天心之有待于皇上也。

朱批：&ldo;大学士等议奏&rdo;。[6]直隶总督高斌遵旨覆奏：

查限田之说……其言似乎近理，而其意固亦美矣，但未尝详察而切究之也。夫直省之广，地土之高下肥硗，风俗之奢检勤惰，生民万有不齐。而欲以数条科则限之以制，将欲其均之而适有不均之叹，此事势之显然而易见者。

至于世风不古、民俗浇漓，……是限田之说一行，贫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扰累，吏治之纷繁，其不便且有不可胜言之处。

明白指陈&ldo;世风不古、民俗浇漓&rdo;，今日情势已不适宜恢复古制。[7]

这样的一些议论，自然涉及传统政治理念的若干基本问题，即在儒家而言，一方面是积极入世用世的，另一方面却隐含有&ldo;悲观&rdo;、&ldo;幽暗&rdo;的一面。在社会上，对所谓&ldo;贫富不均&rdo;、&ldo;生民万有不齐&rdo;一类的问题，并无力铲除；[8]在政治上，对《儒林外史》所说的官官相护，《儿女英雄传》记载的官场倾轧，都没有打算，也不可能&ldo;彻底解决&rdo;。[9]因为眼下已经不是&ldo;三代&rdo;，而是三代以后，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乐观的。《御批纲鉴》（卷93）：

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

为此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抱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可&ldo;因时立制&rdo;，[10]不得随意鼓吹什么蛊惑视听、不负责任的美好方案。因此，乾隆初年的&ldo;回向三代&rdo;，也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已，到一定时候，便只能&ldo;见好就收&rdo;了。

寻，大学士张廷玉遵旨议奏：&ldo;今日而议复限田，诚无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势&rdo;，又有何&ldo;善策&rdo;可依，如田以何为等差？限以何为多寡？直省风土亘异，贫富长落不时，非清查不知，而查则滋扰。纵使章程既定，券契可凭，而瓜分诡寄、改户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难按册而稽，将胥吏乘机需索讹诈，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讦，狱讼纷繁。古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毋扰之而已……

至称请收买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买时不无长短，催租时不无凌虐，完纳时不无勒索，比之民种民田实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后，漕运总督顾琮奏请实行限田，&ldo;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rdo;，[12]八年九月，上谕：&ldo;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rdo;，尔以三十顷为限，……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户，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今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13]

&ldo;名虽正而难行&rdo;一语，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于是也就像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把它搁置、留给了后人。[14]

十月，河东盐政吉庆具奏，一再言及皇上&ldo;既深知其不可行，犹冀望其或能行&rdo;之苦心。[15]此后几乎就不见有关修改田制的议论了。

日后，《御批纲鉴》于汉代董仲舒&ldo;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rdo;条下批曰：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实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满三十顷者本不多见，即分其所余，何以与贫民，亦且势难遍给，徒使富者诡名寄户，贫者讦告纷争而已。是岂达治体者之所为？

又就治河一事批曰：

居今之世，虽大禹复生，吾知其无善策，亦不过补偏救弊耳。

儒家既认为人世的理想社会自&ldo;三代&rdo;以后已一去不可复返，这，大约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乾隆初年&ldo;回向三代&rdo;努力的不能成功。《御批纲鉴》（卷84）：

时非三古，而谈井田封建，皆拘儒不达世变之说。

又曰（卷101）：

古称&ldo;井田善政，行于乱之后，是求治，行于治之时，是求乱&rdo;，其说诚不可易。

其后湖南巡抚杨锡绂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米贵民贫，原因之一在&ldo;田归富民&rdo;，为求解决则&ldo;非均田不可&rdo;，但均田&ldo;行之开创之初，尚虞纷扰，今累叶承平之时，更难施行&rdo;。[16]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为一种&ldo;理想&rdo;，也表明当日争论的核心，并不是&ldo;当&rdo;与不&ldo;当&rdo;，而是&ldo;能&rdo;与不&ldo;能&rdo;，不是其本身的&ldo;是&rdo;或&ldo;非&rdo;，而是在操作层面即如何实施的问题（也终因难度太大而予放弃）。从此清代田制的讨论也就转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ldo;均田&rdo;、&ldo;限田&rdo;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ldo;铁杆派&rdo;，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ldo;会稿画题&rdo;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ldo;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rdo;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河东盐政吉庆，亦非汉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ldo;改衣冠&rdo;，以及在华北的&ldo;圈地&rdo;，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剥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ldo;不以为然&rdo;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ldo;理想&rdo;），&ldo;不尊重&rdo;，甚至&ldo;践踏&rdo;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ldo;（地主）阶级&rdo;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对此，与其说这是一种&ldo;阶级&rdo;或&ldo;民族&rdo;行为，不如说是&ldo;政治&rdo;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ldo;准政党&rdo;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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