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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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爸爸说：&ldo;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rdo;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ldo;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rdo;。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ldo;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rdo;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ldo;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rdo;

&ldo;你们还要搞?&rdo;祖母问。

&ldo;嗯。&rdo;

&ldo;什么时候?&rdo;

&ldo;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rdo;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ldo;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rdo;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ldo;这我早就看出来了。&rdo;

&ldo;凭什么?&rdo;我惊喜莫名。

&ldo;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rdo;

我笑了：&ldo;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rdo;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ldo;四人帮&rdo;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ldo;反击右倾翻案风&rdo;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ldo;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rdo;，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ldo;对开&rdo;，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他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ldo;对开!&rdo;&ldo;对开!&rdo;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ldo;对开&rdo;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才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ldo;路边瘦老不可惹&rdo;。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ldo;对开&rdo;。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ldo;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rdo;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ldo;里边有多少钱?&rdo;售票员问。

&ldo;十元!&rdo;失主回答。

&ldo;好，每站不停，开分局!&rdo;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ldo;老娘有病，在家等我&rdo;，全车的目光都&ldo;刷&rdo;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感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意识。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宜昌路和终点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忧起来。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ldo;文革&rdo;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ldo;我有多头情报。&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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