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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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武装走私船快蟹的装备是很精良的。冯赞勋奏折称：&ldo;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栀，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rdo;[10]船上乘员&ldo;每艇壮丁百数十人[11]足见船只还是很大型的。但西方记载中这些快蟹并不很大：&ldo;这些走私船装有回旋炮、枪矛、盾牌之类，摇桨疾行，有时鼓帆疾驶，船上配有精干水手三四十人。&rdo;[12]另一种记载称&ldo;水手的数目有六七十人，……船上的武器是船头的一尊大炮，还有旋转炮、矛枪以及从外国买来的燧发枪。这些&lso;走私船&rso;和中国水师巡船的不同之处是，船的武装较弱，水手较少，并且船身油漆得很光亮，而不是油成官方水师船的&lso;黑与红&rso;的颜色。&rdo;[13]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出大体形象是：快蟹（或称扒龙）是一种容量不大，每船乘员自三四十、六七十人至百数十人不等。装备着枪炮，旁舷装有铁网，船体漆得光亮，与水师不同颜色，很容易识别。

走私体制中的&ldo;写书&rdo;，冯赞勋所说是中方记载中较具体的资料。其他的记载也有述及。如道光十六年许乃济奏中称：&ldo;有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于夷馆，由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14]但外人的记载更加具体：鸦片船泊于伶仃，中国经纪人至广州各鸦片承销商处，讲好他们所要鸦片的数量，毋须看任何样品，仅凭牌号，由出售者保证，出售商于是填写简短的发货单，交鸦片趸船管理员，照议定数量发货。该项发货单经签字加印，再折成一封小函件的形式，外面写上收信人地址，再签字加印，即送交买主，买主以银元付价款。……上面所述填就的发货单，一般均须经数人之手，最后交到一艘中国走私船的负责人。……这船携带发货单至伶仃岛鸦片趸船，将发货单交给该船管理员，取得鸦片，卖者即从此不负风险。这些中国人即行将各鸦片箱打开，每箱鸦片改装入两个蒲包之内（每包20球）搬上他们的船，运往目的地。[15]

还有记载称：&ldo;如果票单没有在7天以内送到，每箱鸦片便须付规费5元和停泊过期费2元，给鸦片趸船的船长。这些款子必须在走私船上的负责人提取鸦片时照付[16]

鸦片走私中心当然是在广东，但福建也是重要地区。亨德说：&ldo;鸦片贸易的另一分支在东海岸，有几只属于广州两个洋行的中型船只，停泊在厦门、泉州、碣石及南澳岛附近。它们由双栀横帆船及小型帆船供给鸦片（从事这种业务的一切船只都称为&lso;沿岸贸易船&rso;）[17]

鸦片走私遍及全国。据美国学者张馨保的研究，从广州到其他省份有三条鸦片走私的路线。一条是从广州向西，通过肇庆，然后经西江水道运往广西和贵州；一条向东，通过惠州、潮州，运往福建；一条向北，集中于曲江（韶州）和婺源，然后通过乐昌转入湖南，通过南雄转入江西。除广州口岸外，鸦片走私船也在福建沿海活动频繁。其中，泉州、漳州是走私中心；福建南部的诏安，则是当地鸦片贩子从陆路通往广东汕头地区的走私中心。诏安帮烟贩除陆路走私外，还在闽广交界的南澳岛上直接与外国烟贩获得烟土。泉漳地区的烟土通过福州向北运往浙江温州，向西通过延平运往浙西和赣东；漳州和诏安地区的烟土往东北方向运至延平或向西运至赣南。湖南、江西、浙江各省的烟贩则把来自福建、广东的烟土运到长江流域和北方诸省[18]

对于这样的走私路线，清政府的官员们基本上是清楚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富呢扬阿奏称：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专司收囤转贩之户。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徙。[19]

即以江苏上海而论，自广东运来烟土，&ldo;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rdo;[20]

就这样，外洋鸦片通过各省各地的大小窑口，流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那些专司贩卖的走私者、帮会人物和烟铺老板，结成了一张密如蛛丝的走私网，粘住了数以百万计的瘾君子，当作他们的猎物，一点一滴地吸干着烟鬼们的金钱和膏血！

以上某些环节虽不全面，具体内容也不细致，但就走私制度的基本面貌来说，足以证明鸦片走私的猖獗和可怕了。

本章各节，通过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力图敲开中国大门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正面临着被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破门而入的厄运。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在中国人的域外知识中，孤处大西洋的英国只不过是&ldo;撮尔岛夷&rdo;，连&ldo;戎狄蛮夷&rdo;的地位都算不上，几乎没有人会把它视为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力量。虽然道光八年（1828）著名学者包世臣在致友人的信中，曾对英国侵占新加坡的后果产生过忧虑，指出：&ldo;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沈案：即新加坡）则尽在肘腋，易为进退。&rdo;他警告说：&ldo;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rdo;[21]但那也只是从周边国家受害中作出的一种趋势性判断，它在可能性中寄寓的必然性，根本未能引起当局者的注意。使得中国人不安的是看得到、摸得着的鸦片走私问题。这股汹涌而来的黑色毒流，它的每一次泛滥都牵动着朝野人士的神经，迫使朝廷作出必要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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